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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司马迁对女性的书写,司马迁的项羽观

太史公司马迁对女性的书写

司马迁的项羽太史公观认为项羽是英雄。因此,在项羽的纪律中,项羽的个人英勇得到了有力的刻画。但是英雄不适合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因为项羽心里还是有感觉的。英雄死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宝马和美女。。这样的描述,更凸显出项羽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而且

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对伍子胥的评价

“白龚升回来三年,太子杀了伍子胥 (摘自《史记》)白龚升(526- 479年前,另一个出生于公元前533年)是春秋末期的楚国医生,楚建王的儿子,楚平王的直系孙子。 楚建王带着家人逃到了郑国 不久,他的父亲被郑杀死,从郑逃到了吴。 楚惠王两年后(487年前,楚令,史书,向任邵青报告) 1.《史记》最初被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公基》和《太史基》。这是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传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记通史,记载了从古代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朝四年的三千多年历史。 太初第一年第四段,司马迁列举了项羽从建军之初到垮台的主要经历和成就,分析了项羽垮台的原因,如项羽放弃中东、废黜义帝、独立称王、对诸侯背叛的怨恨。自夸成功,敢于挑战个人智慧,不向古人学习;据说他想建立一个霸主的职业生涯。他想用武力征服并夸耀自己的成就。他不从过去学习,而是尽力获得个人智慧。这被称为霸王的事业。他想用他的力量来统治世界。五年后,他将在自己的国家和城市的东部死去。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责怪自己。他走得太远了。 引用“上帝杀了我,而战斗不是犯罪”是一种谬论这意味着项羽太自大了,他想依靠个人智慧而不是学习祖先的经验。他想依靠个人的勇气和力量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因为司马迁的官员是“皇令” 因此,在我自己编的《史记》中,我想评论的是“太史公龚玥”,相当于现在的“编者注”

司马迁的项羽观

司马迁的项羽太史公观认为项羽是英雄。因此,在项羽的纪律中,项羽的个人英勇得到了有力的刻画。但是英雄不适合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因为项羽心里还是有感觉的。英雄死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宝马和美女。。这样的描述,更凸显出项羽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而且

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对伍子胥的评价

太史公司马迁对女性的书写范文

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史记》着录人物众多,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游侠刺客。在这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女性的刻画亦十分精彩,“《史记》共描写了成百个妇女,从皇太后、王后到下层民女,无不包含。”
但《史记》中详细着录的女性大多为宫廷女子,尤其以政治女性为重点着录对象。其中,司马迁对宫廷女性的着录除专人专章的《吕后本纪》外,又主要集中在《外戚世家》中,从《外戚世家》中这些典型的宫廷女子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太史公对女性的书写。
一、女性形象的传奇性
《史记》索隐云: “外戚,纪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可见,《外戚世家》名为“外戚”,实则写后妃。其着录的女性有以下几位: 孝惠皇后张氏、薄太后、吕太后、戚夫人、窦太后、王太后、栗姬、卫皇后、陈皇后、王夫人、李夫人、修成君、尹夫人、邢夫人、钩弋夫人赵氏等。其中以薄太后、窦太后、王太后、卫皇后几位的描写为主,吕后、戚夫人在《吕后本纪》中有详细描写,李夫人在《佞幸列传》中有记载,而其他人只是顺带提及,着墨未多。这些女性均为宫廷后妃,其中吕后还曾大权在握,掌控朝政,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姑且不论她们的身份高低和结局好坏,在这些女性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身世富有传奇性,人生富有戏剧性。
扬雄曾在其《法言》中评价司马迁: “仲尼多爱,爱义也; 子长多爱,爱奇也。”[2]507继扬雄评价司马迁爱奇之后,应劭、刘勰、司马贞、赵匡等人也对司马迁如此评价。到了如今,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庄公十三年》的“柯之盟”注条中说: “司马迁不取《左传》曹刿论战,而取其劫齐桓,已载之《年表》与《齐世家》《鲁世家》,复为之作《刺客列传》,盖亦好奇之过。”194在这条注中,杨伯峻认为司马迁偏爱记录历史人物的奇异事件,这正是扬雄口中所说的“好奇”.诚然,司马迁写《史记》,在三千年纷杂的事件和众多人物中,选取非常之人,不局限于社会地位和血统尊卑,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把项羽写入本纪,将孔子列入世家,为屈原、贾生作传,甚至作《游侠列传》《滑稽列传》《佞幸列传》《货殖列传》等,对所谓的小人物进行着录。正如扬雄所言,司马迁不仅喜爱奇闻异事,而且喜爱用奇崛雅健的笔法将这些奇闻异事记录下来。在《殷本纪》中,司马迁写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商始祖契; 《秦本纪》中,写女修吞玄卵而生皋陶; 《高祖本纪》中,写刘媪梦与神遇,蛟龙附于身上而生刘邦……在这些故事中,司马迁用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笔法记述了伟人的离奇诞生,这正是他本人爱奇的表现。
在《外戚世家》中,司马迁对女子的记载也具有极强的传奇性。薄太后原为魏豹之妻,秦末之世,魏豹自立为魏王,薄姬的母亲魏媪曾找许负为其相面,许负说薄姬“当生天子”.后来,魏豹被曹参击败,薄姬作为罪犯被关进织室,刘邦偶然入织室,就将薄姬纳入后宫,但之后却“岁余不得幸”.
然而,刘邦的两个美人嘲笑薄姬时,恰巧被刘邦听到,刘邦一时心生怜悯,“是日召而幸之”.此后,薄姬怀孕,诞下一子,即为刘恒。刘邦驾崩后,吕后对诸如戚夫人之类的受宠宫人大加迫害,但薄姬却因为“希见高祖”,并不受宠,因此躲过吕后的迫害,跟着儿子刘恒去了封地,做了代国王后。后来刘恒登基成为文帝,薄姬才当上了太后。薄太后的人生一波三折,她的命运起起伏伏,就如一场精彩的戏剧。薄姬在为刘邦所纳后,她的默默无闻似乎算不得好运气,但是,在看似惨淡荒凉的人生中,无宠却成了她的福气。在吕后眼中,薄姬和她的儿子刘恒根本算不得威胁,所以在刘邦死后,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安然去了封地。
《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后宫女子的生活都不是平淡的,她们的人生起起落落,充满了未知性和偶然性。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本已嫁人生子,最后却入宫得宠,还做了太后; 卫皇后本为平阳公主府中歌伎,身份低贱,后来竟也成了皇后;李夫人因善舞而受宠,从“倡”一跃成了宠冠后宫的夫人……几乎每个宫廷女子都有非常人的经历,她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她们的“吉凶祸福的出现都带有突发性、偶然性,出乎意料之外”52.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祸福的突发性、偶然性,才构成了她们的传奇人生。
窦太后本为汉宫宫人,后吕后赐宫人于诸王,窦姬也在其中。因窦姬本为赵人,所以她欲往赵国,但是却阴差阳错地去了代国。但到了代国之后,却深受代王宠爱,做了王后。后来代王刘恒做了皇帝,立窦姬长男为太子,窦姬顺理成章地成了后来的窦太后。假若当初窦姬去了赵国,毋庸置疑,她的人生将会是一出悲剧。据《吕太后本纪》中所载,起初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赵王,后被吕后毒杀。此后徙刘友为赵王,刘友立吕氏女为后,吕女因妒而向吕后进谗言,刘友幽禁而死。而后,吕后又徙刘恢为赵王,并以吕产女为王后,吕产之女擅权不说,还将刘恢爱姬毒杀,之后刘恢也悲痛自杀,太后亦废其宗嗣。不论是哪一位赵王,他们的下场都极其悲惨,窦姬若去了赵国,不单成不了后来的孝文窦太后,很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正因为宦者“误置其籍代伍中”,才使得窦太后免于那样的命运,改变了人生轨迹。另外,窦太后寻找兄弟的过程也曲折离奇。其弟少君少时被卖,于宜阳挖煤,煤矿坍塌,死者百余人,少君竟然不死,后来自卜可为侯,于是到达长安,闻皇后姓窦,于是将少时经历作为证据自陈而姐弟相认。她的命运,她的一生,处处有着不确定的因素,就如老子所说:“祸,福之所倚; 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235祸福转化,奥妙无穷,极富传奇色彩。
二、女性形象的悲剧性
《外戚世家》主要记述的是后宫嫔妃的盛衰荣辱,太史公开篇写道: “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 既合欢矣,或不能成子姓; 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 岂非命也哉?
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不仅指出了宫廷冷漠残酷的家庭关系,也感慨作为一个后妃难以把握的命运。这些宫廷后妃的命运从来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她们的人生祸福无常,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对她们人生的起起落落进行了着录,对她们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揭示。宫廷女子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与生活,她们的婚姻与政治、权力并存,在政治利益与个人幸福方面,她们根本不具有自主权。即便如吕后这样权倾天下的女政治家,最初依然是遵从父命而嫁于刘邦。薄太后是刘邦击败魏王豹后掳掠而得,窦太后是由吕后赐给代王,卫子夫是由平阳公主献入宫中……这些后宫女子无论获得多大的权力,都是从无法选择、无法自主开始的,她们的“被迫”从侧面体现了这些女性形象所具有的悲剧性。另外,由于宫廷女子生活的范围主要是后宫,所接触的主要人群是帝王或同为后妃的女性,她们的悲剧命运主要也是由于这两个群体造成的,她们的命运由掌权者的意志操纵。掌权者的意志和各方的政治斗争是她们永远无法改变、无法摆脱的永恒悲剧。
首先,有一些女性依靠美貌或者政治身份进入后宫,获得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帝王厌弃,甚至被视为政治的威胁而赐死。这类女性的悲剧是由帝王造成。据《外戚世家》记载,汉景帝原立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大长公主刘嫖想要把女儿嫁给刘荣,但是栗姬却因刘嫖向景帝进献美人而不悦,就没有应允这门婚事。刘嫖面子被驳,于是便和刘彻之母王夫人缔结婚姻,联手谗害栗姬,加之栗姬被托付抚养其他嫔妃之子时出言不逊,最终被景帝厌弃,刘荣太子之位被废,刘彻被改立为太子,栗姬最后也因怨恨而“忧死”.栗姬之死,是宫廷各方势力斗争的结果。刘嫖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日后的王后,而王夫人想要借助刘嫖之力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大统,在自身政治利益的驱使下,她们一拍即合,成为合作伙伴,而栗姬作为现任太子的母亲,又曾拒绝过刘嫖,自然也就成了这场“宫斗”的牺牲品。
汉文帝长公主刘嫖之女后来嫁给了汉武帝刘彻,而刘彻纳地位尊贵的陈氏为妃,只因“上①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于是,刘彻登基后,陈氏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后。但也正因此故,陈皇后很娇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后又“挟妇人媚道”,武帝大怒,废陈皇后。司马迁认为其失宠的原因除了“娇贵”、善妒之外,还有“无子”,所以,上至大长公主,下至朝臣,都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另外,刘彻借助陈皇后之母的力量才得以成为皇帝,他对陈皇后的感情本来就加进了诸多政治因素,当他自己站稳脚跟,就不再需要这把辅助他向上的“梯子”,甚至,废掉娘家权势强大的陈皇后更有利于自己的政权稳定。我们无法得知传说中武帝的“金屋藏娇”里有几分真心,但是,一曲《长门赋》流传千古,却依旧无法改变陈氏被废的命运。
宫廷中的女人,在掌权者眼中,就是一枚棋子,一件工具,她们的意义,仅限于平衡各种政治势力或者传宗接代,除此之外,宫廷的女性没有存在的价值。卫子夫身份低贱,被立为后,受尽宠爱,可是“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 李夫人至死不愿见汉武帝,也只是怕“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驰,爱驰而恩绝”; 钩弋夫人之子被立为储君,但她却偏偏因此必须就死,只因“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宫廷中的女性没有长久不衰的关怀,她们得不到平常人的夫妇之爱,也得不到亲人、夫婿的疼爱,她们的荣宠朝不保夕,生命也掌握不在自己手上,她们无力抗拒政治和权力带给自己永恒的悲剧命运。
其次,还有一些女性是由于争宠落败,而受到来自女性的残害,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戚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如果说栗姬和陈皇后是因为失宠而酿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那么戚夫人则是因为太过于受刘邦宠爱而造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对于“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皆幽之,不得出宫”.但是对于不受宠的薄姬,吕后却允许她跟随儿子去了代国,做了王太后。
吕后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嫉妒心,戚夫人最受刘邦宠爱,所以,对戚夫人也格外刻毒,先是“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1972,后毒杀戚夫人之子赵王刘如意,戚夫人也被吕后断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并“居厕中”,被称为“人彘”.吕后如此这般的做法,着实令人毛骨悚然。不仅如此,吕后还叫汉惠帝来观赏,连惠帝都说“此非人所为”,后来大病一场,干脆不理朝政了。吕后的阴毒,可见一斑。吕后这样对待戚夫人,不仅仅是戚夫人夺了自己的宠爱,更重要的原因是,戚夫人之子刘如意深得刘邦喜爱,还差一点取代了刘盈而成为太子。这就触犯了掌权者吕太后最大的利益,所以,戚夫人遭受到如此这般的残害也是在所难免的。宫廷的政治斗争往往是残酷血腥的,掌权者也往往是踏着失败者的尸骨握紧权杖的,宫廷斗争的主角不仅仅是男人,宫廷的女性也是各方政治斗争的重要参与者,戚夫人和吕后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当吕后大权在握,戚夫人落败,那必然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听凭掌权者发落。这些宫廷女性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鲜活的生命取决于政治斗争的成败,由掌权者的意志决定。
三、超前的历史观
白寿彝曾在其《〈史记〉新论》中,对司马迁作出了评价: “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216诚然,在《史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鲜有记载女性的,《左传》中即便有对女性的书写,也是零星记录,寥寥数语,不成篇章。《史记》则不同,专门为这些女性做传,记载她们的人生历程,对妇女的书写,“不虚美,不隐恶”,对她们进行如实记载,使她们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虽然在整部《史记》中,女性的书写并没有占据很大的篇章,司马迁对大多数女性的记载也仅仅限于零碎的片段书写,但对于众多后妃以及宫廷女子,太史公作《外戚世家》,如实记载了女性对于国家政治甚至历史的重要影响; 对于曾大权在握、掌控朝政的高后吕氏,太史公特设专章,作《吕太后本纪》以记录其生平事迹。在这些记载中,司马迁倾注了真实的热情,诚挚地对待这些鲜活的生命,用心灵感受深刻勾勒女性的历史。除此之外,司马迁还对平民阶层的女性进行着录,并以欣赏的眼光描写了一些女子的优秀品质。这一切,在之前的史书中是不曾有的,它在深层上展现的是司马迁超前的历史观。
《外戚世家》中,司马迁开篇即言: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虽然此段论述有失公正,将三代兴亡的原因都归于女性,但是,司马迁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女性身上的力量,承认了宫廷女性对于帝王与国家政治的重要影响。高祖发妻吕太后在刘邦去世后大权在握,残害刘室宗族,诸吕用事,天下尽在吕氏之手; 文帝之女刘嫖也颇有权势,她不断向景帝进献美人并积极介入后妃之争,因她相助,刘彻成为太子并登上帝位; 汉武帝的李夫人盛宠一时,其兄李延年从低贱的倡人一跃成为协律都尉,李广利也为将军,后封海西侯……司马迁笔下的这些宫廷女性依靠自己的荣宠和权势影响政治甚至把持朝政,为女性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在汉代,有几位太后、皇后先后在朝堂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甚至出现过外戚专权的局面。《外戚世家》中曾记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娘家凡三人为侯,又因窦太后好黄老之言,上至皇帝,下至群臣,不得不尊其术。武帝即位之后,集结赵绾、王臧等为文学公卿,发动了一次尊儒活动( 实质上是汉武帝对窦太后的夺权斗争) ,但最终,窦太后“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卫子夫得宠后,汉武帝封其弟卫青为大将军,后封长平侯,卫青三子也为侯,卫子夫的外甥霍去病被封冠军侯,带兵击胡,号为骠骑将军。因为卫子夫,卫家权贵盛极一时。虽然司马迁记载“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但赵翼在《廿二史劄记校正》中讲到“汉外戚辅政”时,说: “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自此大司马兼将军一官遂永为外戚辅政之职。”6卫青和霍去病乃至霍光,虽以才能自进,但从根源说,仍是“以外戚贵幸”.由此可看出,女子对朝政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司马迁的观念中,历史不仅仅是男人的历史,女性也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如此,司马迁对女子的记载倾注了自己火热的情感。在经历了“李陵之祸”的打击并遭受宫刑之后,司马迁“深知历史中掩埋了无数冤屈的灵魂,深知宣判别人死罪的最高统治者实是无数冤魂的罪恶渊薮……而后在《史记》中发为雄声,奋笔揭露历史中隐藏的罪行”170.亚里士多德曾说: “悲剧是对于一 个 严 肃、完 整、有 一 定 长 度 的 行 动 的 模仿。”19这也就意味着“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7.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生命体验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将宫廷女性的人生历程着录下来,写出她们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吕后、戚夫人、卫子夫、钩弋夫人……即便她们曾经宠冠后宫,即便她们权倾朝野,她们也无法阻挡生命的破碎,避免不了惨烈的命运倾轧。司马迁对她们人生的真实呈现,流露出自身浓厚的悲剧意识。他用心真诚地对待这些生命,将深刻而痛苦的内心体验和对人生的慨叹灌注到生命个体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中,用最真实的笔法,在展现她们生命传奇性、戏剧性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喟叹注入其中,“这些和司马迁一样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子引起了他深深的共鸣,司马迁在行文过程中赋予她们深深的同情”.司马迁同这些后宫女子一样,面对命运有一种无力感,他们的命运、甚至生死,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因此,司马迁对这些女子的着录融铸着自己的痛苦体验。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念,他不仅记载“政治的历史”“男人的历史”,并且也注重各行业、各阶层和女性。在司马迁的观念中,“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发生发展都要‘原始察今\'’见盛观衰‘,都要研究他们的来龙去脉,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种注重事物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观,与当时官方哲学所宣扬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4.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女性,甚至平民阶层的女性进行着述。另外,《史记》中的女性并不是弱者和附庸,在司马迁笔下,她们并不是弱者或者玩物,司马迁笔下的女子不仅具有善良、柔顺的特质,而且更是勇敢的,刚烈的,有才干的。缇萦不远万里上书救父,直指肉刑之弊,令班固也发出了“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 巴寡妇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卓文君为了幸福与司马相如夜奔,当垆卖酒扞卫婚姻。就连吕后,司马迁也客观公正地写出了她的政治才干。司马迁对诸多女性形象的着录建立在对其尊重的态度之上,对某些女性,司马迁甚至极为欣赏,《刺客列传》中,聂政之姊赴韩认尸,不畏“殁身之诛”,死于聂政之旁,在此,司马迁借晋、楚、齐、卫之口道出了对她的欣赏: “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要之,《史记》是司马迁倾尽一生的心血之作,《史记》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其详尽博大的史实,还因为其史才和史识,司马迁具有卓越的思想观念和精辟独到的见解以及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展现了宫廷女性人生的传奇性、悲剧性,女性形象的着录,更体现了司马迁超前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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