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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称帝时期女性的命运探究,唐朝被武则天遗弃的男孩的命运如何

武则天称帝时期女性的命运探究

唐代武则天遗弃的男孩的命运一直是龙凤的命运。无论凤凰的地位有多突出,它都逃脱不了下属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真正的龙”掌管着世界,碰巧有一只凤凰不愿意接受命运,加入了皇帝的行列,成为唯一没有先例或继承人的女性。这只耀眼的凤凰是吴泽

武则天有着什么样的命运?

武则天于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春天出生于长安(今陕西Xi市),取名武曌。 年轻女孩武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女。 当风吹向宫殿时,好色的唐太宗立即发出一封信,叫她入宫。 皇帝叫她为她服务(问,武则天死后,中宗皇帝对武则天感到愧疚。”武则天非常擅长修饰自己的容貌。81岁时,她“虽然被抛在后面,但并不知道自己的晚年”,因为政变退位后,她的儿子,中宗皇帝,震惊地看到她,问发生了什么事。武则天说我已经立了你为太子,想把王位传给你,但小个子想高人一等,发动了政变,至今令我吃惊。”武则天死后,中宗皇帝对武则天感到愧疚。”武则天很擅长修复外表。81岁时,她“虽然不知道,但已经老了”,因为政变退位后,她突然变老了。她的儿子,中宗皇帝,去见她,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武则天说我已经立你为太子,想把王位传给你。然而,我想变得更优秀,发动了一场政变,这让我惊讶到了这个地步。”这对没有渠道和金钱的贫困学者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武则天的贴名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为更多的人提供机会。 我不这么认为

唐朝被武则天遗弃的男孩的命运如何

唐代武则天遗弃的男孩的命运一直是龙凤的命运。无论凤凰的地位有多突出,它都逃脱不了下属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真正的龙”掌管着世界,碰巧有一只凤凰不愿意接受命运,加入了皇帝的行列,成为唯一没有先例或继承人的女性。这只耀眼的凤凰是吴泽

武则天有着什么样的命运?

武则天称帝时期女性的命运探究范文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向来是唐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专家学者不断推出相关论着。总的看,这些论着除了总体评价武则天之外,大多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论述武则天称帝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将武则天与当时的整个女性群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论着还不是很多。
众所周知,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自从进入父系社会以来中华大地上就逐步确立了男尊女卑格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才真正翻身实现了同男性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毋庸讳言,革除数千年的影响绝非一时之功,时至今日妇女仍是弱势群体,还没有赢得同男性完全的平等。有鉴于此,以女性主义的角度观之,武则天称帝是堪称伟大奇迹的逆袭,是改变万千女性命运的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但武则天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她仅仅是给自己和极少数贵族女性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广大女性命运的改变。
一、武则天坚持“女主内、男主外”
武则天时代的女性命运不因武则天当皇帝而改变,第一个表现是,武则天主政期间虽然通过采取主持先蚕礼、参加泰山封禅、延长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等措施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但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突破“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体系,广大女性仍被束缚在家庭中,不能解放出来投身社会工作。
( 一) 彰显自身政治地位的先蚕礼。先蚕礼是中国古代由皇后主持的最高国家祀典,行于每年季春三月。与皇帝主持的籍田礼相对应,皇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典礼中祭祀先蚕,也象征性地采桑、喂蚕,主要是鼓励天下妇女养蚕织布。武则天在二十八年的皇后生涯中,先后四次亲自主持先蚕礼,自然有利于体现女性养蚕织布的重要意义,肯定女性的重要经济贡献,从而推动社会上对女性劳动的认同。但也应当看到,先蚕礼在提升女性地位方面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女性养蚕织布是男耕女织生活模式的重要内容,而男耕女织正是标准的“女主内、男主外”,所以这项典礼实际上是在赞扬女性的家内劳动,高度肯定女性传统上的“内人”的角色定位。武则天的先蚕礼的亮点在亲自主持上,因为这项国家典礼名义上由皇后主持,但实际上许多时候是由有司代行,皇后较少亲祭。而高宗显庆元年三月,武则天当上皇后仅五个月就亲祭先蚕,闪亮登场主持国家典礼,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昭告天下臣民,她是一名显赫的女性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管理后宫的普通皇后。后来的几次先蚕礼也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宣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强大存在,才是她打破以前皇后的惯例多次亲祭先蚕的主要动机,而这个典礼本身的含义则不是她要过多考虑的。
( 二) 实现一己政治突破的泰山封禅。封禅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最隆重的皇帝祭天地之礼,行于泰山及附近的小山。依照传统,朝廷举行封禅典礼时,先由皇帝首祭,再由公卿亚献,皇后因为是女人而不得参与。武则天对传统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上表高宗称: “封禅旧仪,祭皇地只,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1]6344 -6345高宗采纳了武则天的提议,下诏:
“禅 社 首 以 皇 后 为 亚 献,越 国 太 妃 燕 氏 为 终献。”[1]6345于是在 666 年举行的泰山封禅仪式上,武则天担任亚献,太宗的妃子越国太妃担任终献,许多宫人则为礼生。至此,武则天代表女人第一次在封禅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堪称女性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极具象征意义。但这种荣耀更多地是属于武则天一人,因为后来的皇后都没有能循例参加泰山封禅,至于一般女性从中获到的收益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再者,武则天参与封禅并不是为了整体上提高女性的地位,且看她提议参加封禅时对高宗说的一番话: “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 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只; 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妾谬处椒闱,叩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2]886这表明武则天非但不主张女性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相反还认为女性的活动空间是在家庭里面。因此,武则天率命妇参加泰山封禅作为一次成功的政治造势,目的是为了凸显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她的政治权威,为天皇天后“二圣”共治天下打下更为牢固的基础。
( 三) 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的真实动机。在唐以前和唐初,母死父在时,儿子与未嫁女的丧期是一年; 母死父已逝时为母服,父死母在为父服,丧期则都是三年。674 年,武则天提出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齐衰一年改为齐衰三年,得到高宗采纳。685 年,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政时,将这项规定列入《垂拱格》,成为大唐律法。到了 732 年也就是玄宗开元二十年,《大唐开元礼》规定母死父在的丧期也是三年。去世后在礼制方面的平等,虽然不能代表母亲取得了同父亲一样的地位,却也表明了母亲应当受到子女与对父亲同等的孝敬,这对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这项弘扬孝道的措施说到底还是在家庭的范围内对女性的母亲角色地位的强化,并不涉及女性家庭“内人”角色的改变。而且从武则天本人的角度来说,由于弘扬孝道的做法很符合儒家士大夫的口味,不失为一种收买人心、提高人气的高明手段,这恐怕才是武则天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另外,特别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即便从家庭生活方面来讲,武则天改善女性地位的力度也是有限的,比如她拿一夫多妻制毫无办法,只能以多纳男宠的方式来表明她可以和男人一样拥有多个伴侣。
综合起来看,武则天推行提高女性地位的措施,主要着眼点不是改善当时女性的地位和生活,而是为了提高她自己的政治声望和争取更高的政治权力。最能体现武则天提高女性地位的功利性的是,这些措施都是她担任皇后或者皇太后时推行的,她称帝后就没有再出台明显尊崇女性的政策。而且在她的人生谢幕时,“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2]132,她本人也回到皇后这一“女主内、男主外”分工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内人”角色。
这充分说明了武则天只是因为自己身为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条件下,为掌握权力而不得不自发地做一些有利于女性掌权的事情,而没有改变同时代女性命运的自觉性,不想全面挑战“女主内、男主外”推动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争锋。
二、武则天继续禁止女性普遍参政
女性命运没有因武则天而改变,还表现在广大女性依然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以今日之概念,政治权利包括: 选举与被选举权,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很显然,在封建皇朝,政治权利基本上就是出仕做官,在朝廷参议朝政,在地方参与治理了。而武则天时代虽然有个别女性当了皇帝的高级侍从官,一批皇室女性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男性仍然保持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广大女性仍不能普遍参与国家治理。
( 一) 出仕做官的大门继续对女性关闭。唐朝继承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将其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在武则天执政前,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统治期间录取的进士数量大大超过了太宗时期。690 年武则天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是“殿试”之始。除了科举取士之外,武则天还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开创了试官制度,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才,一年后共举荐一百余人,她不问出身全部接见,量才任用,或为试凤阁( 中书省) 舍人、给事中,或为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时人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556之语。然而,武则天虽然发展了科举制度,却没有开放广大女性参加科举的权利; 虽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却没有选拔女性进入官僚队伍。由于男人们仍然垄断科举权利,广大女性只能继续把自己的科举梦想寄托在男人身上,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如母亲精心教育督促儿子参加科举,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妻子为了丈夫金榜题名而甘受多年相思之苦,等等。如果说武则天在推动女人做官方面有所突破的话,只能说任用上官婉儿了。然上官婉儿虽享有“巾帼宰相”之名,权倾一时,却始终不能加入朝臣的队伍上朝议政,也不能外放出京治理一方,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员。武则天治下尚且如此,后来的女性就更谈不上做官了。比如“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曾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身边参与一些案牍工作,韦皋一度拟奏请朝廷授其以秘书省校书郎,但就是这小小的九品官职,薛涛最终也没能当上。
( 二) 女性仍然不能成为政治上的接班人。在继承制方面,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即使在今天,儿子也在继承家族各项遗产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传女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中国封建社会,皇位更是传男不传女。武则天称帝后,出现了史上册立皇太女的最佳时机。一是皇帝是女性,而且真正掌握最高权力; 二是太平公主已经成年,身体健康,“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1]6651,因而格外受宠,能经常参预谋划国家要事; 三是还活着的两个嫡亲皇子能力表现平平; 四是社会风气相对包容开放,人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女皇。但即便如此,武则天在选择接班人上仍然延续了前代的做法,即坚持从男性后代中挑选,甚至都动过从侄子里面选接班人的念头,也不考虑让太平公主继承皇位,可见她骨子里还是认同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这更加坚固了封建社会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性皇帝尚不能传位给女儿,男性皇帝又岂能传位给女儿? 太平公主尚不能当皇太女,其他公主又岂能当皇太女? 比如后来的安乐公主,她野心勃勃,曾试图利用父亲中宗李显的昏庸和对自己的宠幸而谋取皇太女之位,但李显再昏庸再宠爱女儿也没有打破传统,拒绝了女儿的要求。至于其他拥有世袭头衔的家庭,就更不会选择女儿作继承人了。
( 三) 女性继续沿用原来的模式参与政治。既然不能出仕做官,也不能继承家族头衔,加上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民主选举等等,武则天治理下的大周朝女性只能继续以已有的模式参与政治生活,即成为掌握权力的男人身边的女人,或者出生在帝王之家。前者是普通女性的方式,比如参与政治的官员夫人就在唐朝不乏其人,但总的来说这些人的数量很少而且影响力十分有限; 如要发挥较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参与最高政治生活,唯一途径就是嫁入皇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男人---皇帝的妻子乃至母亲,皇后和皇太后参政在哪个皇朝都是屡见不鲜。
后者指的主要是皇帝的女儿,公主们可以凭借皇室血统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高层政治生活。应当说,有唐一代,在武则天称帝的刺激下,参与政治的女性确实要比其他朝代多一些。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皇室女性掀起了一波女性参政的浪潮,一度对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与唐朝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相比,这只是量的不同,而不存在质上的区别。因为她们的参政方式同前代的公主、皇后一样,是借着皇室血统或者自己的皇帝丈夫发挥政治影响力,并没有获得同男性一样的官位或爵位。比如,太平公主虽曾权倾朝野,在待遇上视同亲王,但毕竟没有真正封王,也没有被授予朝廷中任何职务。其他女性就不用说了,她们如果想参政,还是得依附男人、借助男人。

三、武则天成为千古绝唱
接下来的第三个表现是,不仅大唐,而且后来的每一个皇朝都没有再次出现女皇,武则天书写的是不可复制的千古传奇,树立的是后世女性不能企及的万仞高峰。在中国封建皇朝,当皇帝一般说来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征战当开国皇帝,二是凭借血统继承皇位,三是以武力为后盾当篡夺之君。显而易见,这三种方式都不是为女性准备的。但武则天另辟蹊径,建立了一种女性独有的称帝模式,即先嫁入皇室,以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实际掌握最高统治权,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从儿子手中夺取皇位。当然,这很像第三种模式的女性版本。这个模式有学习的价值吗? 答案是否定的。
( 一) 皇太后建立的皇朝没有可持续性。封建皇朝是家天下,皇位继承采取世袭制。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自然也要设立储君让武周传承下去。前面已论及武则天没有把女儿列入继承人序列,她立储的眼光从来都是定格在自己的男性后代身上。很自然的,男性后代中的第一选择是儿子,但接下来纠结也很自然地出现了。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也都是先皇李治的儿子。在父系血统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可以预见他俩中的任何一个即位都会恢复父亲一脉的李唐,而不会继续母亲一脉的武周。要让武周继续下去,似乎只能传位娘家的武氏子孙。女皇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心思,“欲以武三思为太子,以问宰相,众莫敢对”4211 -4212.后来,她又对大臣们说:“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4]4212狄仁杰借机进言立李显为太子: “双陆不胜,无子也……姑侄与母子孰亲? 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 三思立,庙不祔姑。”[4]4212当然,出于母爱亲情,武则天还是心向儿子的,于是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接回李显立为皇太子。这实际上宣告了继周的失败。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拥李显复位恢复唐朝,武则天被迫退位。随之而来的就是男性权力的持续反扑,不仅皇族强烈反对后宫干政,大臣们也高度警惕出现第二个武则天。唐以后的皇朝正统史书和主流舆论基本上都将武则天列为反面教材,用以警示后世的皇太后。残酷事实证明,女人即便当了皇帝也不能传承自己的江山,身后还要遭受诸多非难。这为后世的皇太后们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她们极力避免被类比成武则天,极力克制称帝的雄心。
( 二) 皇太后篡夺皇位风险高周期长。前面已经提到武则天称帝类似权臣篡夺模式。而篡位的风险之大显而易见,对此,吕思勉先生有过精彩论述:“专制之世……天泽之分既严,称兵废置,往往有反叛之嫌,苟非握大权,拥强兵,自度全国莫能与抗者,亦多不敢为是。”123武则天作为一名女性,篡夺帝位的路上更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且不必说武则天正式称帝时遭遇的强大阻力,就是她以皇后身份逐步掌握最高统治权后,面临的挑战也时常是九死一生,比如高宗就曾因武则天难以控制,“阴欲废之,而谋泄不果”[4]81.此外,武则天称帝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即便除去谋取皇后之位的时间,从公元 664 年武则天与李治合称二圣一起上朝理政算起,到 691 年正式称帝,她还经营了27 年之久。俗话说夜长梦多,周期长就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更多。以武则天的政治才干,加上当时唐朝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尚且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这就要求后来学习武则天的皇太后不仅要有超强的政治才干,还要有足够的寿命和耐心,否则要么惨败收场,要么提前遗憾退场。
比如,韦皇后也曾想效法武则天,却最终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自己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经营的时间太短,根本没有打造好自己的势力,以至于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凌厉攻势面前迅速败亡。如此一来,后代女性要复制武则天模式,可谓难上加难。
( 三) 女性皇帝与官僚集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封建皇朝的官员都是儒家思想训练出来的,向来以忠君为政治准则,强烈反对皇族之外的人染指皇位。同时,儒家思想是具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的,反对女人执政,将执政的女人视作干涉者,《尚书》有言“牝鸡无晨”.因此,女人篡夺皇位,在官僚集团看来,一是政治上不正确,二是违背社会传统,是很难以接受的。唐朝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之所以容忍武则天称帝,很大程度上因为武则天是李唐皇室的儿媳,其本身也是皇室的重要成员,特别是她称帝时还以原来的皇帝李旦为皇嗣,留下了李唐复辟的希望。这从武则天询问能否让武姓后人继承皇位一事就能看出,朝臣们不敢说话是在强大皇权面前的一种无声的反对,而狄仁杰则公开发声反对: “臣观天人未厌唐德……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4]4212.
狄仁杰一语道出了朝臣们的心声,他们可以默认武则天当皇帝,但女皇千秋万岁之后要把皇位传给高宗的儿子,而不是武家的儿男,从而确保江山还是李唐的。官僚集团是皇权统治的主要支柱,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某个甚至一批大臣的生死,但不可与整个官僚集团作对。后来皇朝的官僚集团也是儒家思想训练出来的,他们在根本政治理念上与唐朝的官僚集团是相通的,甚至走得更远,不仅不接受一般身份的女人当皇帝,而且也不接受皇太后摇身一变当女皇。
因此,武则天称帝模式几乎没有学习价值,于是后世掌握实权的皇太后们放弃了称帝的想法。对她们来说,与其冒险去争夺那一时的皇帝名号,还不如相对安稳地在幕后掌握实权。比如宋朝刘太后也曾长期主政,当有人送给她一幅武后临朝图时,她掷其书于地曰: “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武则天虽然当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但改变不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赋予不了女性政治权利,建立不了可效仿的女性称帝模式,最终无法改变同时代的女性命运。这首先是因为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女主内、男主外”.同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轨迹一样,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男女两性关系是平等的,但农业文明产生和发展起来后,由于女性难以负担繁重的农业耕作,转而越来越专注于相夫教子和家务劳动,男性则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产生了“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人们普遍认为农业耕作比家务劳动重要,自然也认为男人比妇女重要,从而剥夺了女性的平等地位,成为顺从和依赖男性的人,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格局。在整个封建时代,农业的耕作方式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力一直是主要动力,所以男性就一直垄断农业生产;同时经济结构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男尊女卑的格局一直固若金汤。因此,只要不破除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就没有破除男尊女卑格局的前提条件。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既然广大女性被束缚在家庭里,不能抛头露面参加社会工作,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加政治生活,做官的权利自然被男性所垄断。第三,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无论是皇朝更迭还是皇位继承,都很容易将女性排除在外。
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要根本改变女性的命运,必须改变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 必须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设新的民主政治。这也是被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开始时,“中产阶级的妇女向三级会议提出了他们的书面要求”539,此为西方女权运动的滥觞。自此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日益发展,女性逐渐走出家门,在公共领域中日渐活跃起来。中国的女性解放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太平天国运动曾尝试触动男尊女卑的传统,但随着天京陷落一切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鼓动妇女解放,但由于其局限性而对封建主义革命不彻底,导致不能从根本上解放女性。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成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废除封建主义制度,才从根本上打破了男尊女卑格局,才使广大女性真正获得了新生、实现了平等,纷纷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踊跃参加各项社会工作,成为了“半边天”.诚然,革除数千年的影响不能一蹴而就,维护女性权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所幸今天已非武则天的时代,广大女性的命运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未来的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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