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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69字硕士毕业论文聂华苓小说的自传体特征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论文字数:28569字
论点:台湾,叙事,漂泊
论文概述:

本文是文学论文,本文从小说主题、身份认同、文化观念、叙事方式四个方面着手,研究聂华苓小说的自传特征。

论文正文:

第一章流浪经历与小说主题的融合

聂华苓作为当代赴美女作家,从《翡翠猫》(1980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改名为《台湾轶事》),到20世纪60年代写的《失落的金铃子》,再到《超越千山,流水长龙》,从未写过不包含作者自身生活经历的作品。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聂华苓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包括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和台湾白色恐怖。由于上述政治原因,聂华苓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地理迁移,每次迁移都反映了社会动荡。作为感知社会变化最敏感的群体之一,作家更有可能在文本中放置这样的动荡。地理迁移给作家的内心带来了混乱。特别是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女性独特的细腻使她们比男性作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和人生经历,将家庭和国家的宏观变化融入到人生经历的微观叙事中,这使得聂华苓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自传性特征。聂华苓作品的主题与作者内心的骚动密切相关,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流动者的漂泊感。

1.1聂华苓的流浪经历
在早期人类神话中,“家”的原型是伊甸园,一个美丽无忧无虑的天堂。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人类已经漂泊了很长时间,充满了苦难。聂华苓也是如此。远离家乡,频繁的地理变化给作家带来了一种漂泊感。聂华苓的流浪经历融入了他的作品。一方面,作品中的流浪主题是作者自身流浪经历的缩影甚至还原。另一方面,作者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艺术处理,并将自己的情感外化为文本。
流浪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中国文学在台、港、海外讨论中国作家时的一个常见话题。学术界普遍认为,聂华苓一生经历了两次大迁徙,一次是从大陆到台湾,另一次是从台湾到爱荷华。对聂华苓流浪经历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上述两个方面,从“逃离”和“流浪”的角度出发。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由于家庭原因,聂华苓从小就经历了许多移民。童年的流浪经历深深烙印了作家年轻的心灵,也影响了作家写作风格的形成。提到聂华苓战争的记忆,我首先要提到她的父亲聂勋和聂伏弩。因为,聂伏弩神父在军队和政府服役的独特工作属性使聂华苓家族对政治变化更加敏感,也正是因为聂伏弩的工作属性,战争给聂家人带来了比普通人更明显的伤害,这直接导致了聂华苓童年的漂泊。

1.2流浪经历的文本呈现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聂华苓生活的背景色是流浪。因此,漂泊感已经深深渗透到作家创作的主题中。仔细研究聂华苓小说中的人物,不难发现他们大多都有不安的意识和流浪的生活。这些人物的经历大多与聂华苓相似。可以说,聂华苓自己的漂泊经历是文本化的。本文认为,聂华苓流浪经历的文本化不仅体现在她赴美后的小说中,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失落的金铃子》创作以来就已实现,并贯穿于她的整个小说创作过程。本文介绍了聂华苓自己的漂泊经历,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主动选择漂泊来建构主体人格,以及因政治压力而被动选择漂泊。
1.2.1自己选择的流浪
《迷失的金铃子》讲述了一个18岁的女孩紫菱在高中假期来到母亲的家乡三都平的故事。作者认为,虽然三国平可能会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战争并不是小说的焦点。从自然风光来看,紫菱居住的三星级村庄和世外桃源一样存在。在这里,紫菱迷上了山川,可以爬山、寻找昆虫、寻找溪流的源头,还可以去虎族那里看虎皮。作者描述了三斗坪美丽的自然风光。三斗坪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聂华苓已经在那里很久了。写《失落的金铃子》时,聂华苓在台湾。他对三斗坪自然风光的描述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过去几年的怀念。同时,他还利用自然风光的美丽来缓解在台湾流浪的痛苦。
作者同意乡村的美丽,并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然而,作者不同意农村的封建制度。在作者的作品中,三斗坪的人们坚持自己的坏习惯,缺乏爱心。他们甚至认为封建制度比生活更重要。银行家阿姨的岳母给了紫菱一种恐怖的感觉。她一年到头都躺在床上。紫菱把她的床比作“葬礼马车”。一个缺乏希望、情绪低落的老人的形象跃上了报纸。银行家的姑姑和祖父都是顽固的领导者,因为长子娶了离婚的寡妇,他的家人被禁止与长子交流。李的月经没有儿子,她同意丈夫在家里和她的新阿姨结婚,愚蠢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儿子。李的月经也迫使女儿丫丫嫁给了廖何春,廖是在她手指中间结婚的,只是因为廖家人拥有丰富的土地财产,但她完全无视廖何春的耐心。玉兰姐姐是作者在确定小说大纲后添加的一个人物。虽然长度不大,但很有特色。玉兰姐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她的五官总是被奇怪地激起。但是当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正派的美人。因为她一生都是寡妇,所以变成了这样。其中一些人固守封建习俗,如银行家的姑姑和祖父,他们压抑自己的内心情感,一丝不苟地遵守封建规则。封建坏习惯的受害者很多,比如银行家的阿姨和婆婆,李家的月经,玉兰姐姐,但是他们没有起来,而是把压迫传给了别人。与上述数字相比,三斗坪的外来者有许多美丽的特征。“我”母亲不用说,落落大方,很少明辨是非。尹叔叔给了我,一个18岁的女孩,她对爱情的第一个想法。小说结尾,紫菱感慨道:“这不是我的位置”。

第二章个人身份搜索的文本呈现

从前面的文本中可以看出,聂华苓经历了多次迁徙,并将迁徙中的流浪经历融入文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流浪主题。地理迁移经历了许多曲折,但身份迁移可能比地理迁移更困难。身份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才能达成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身份给聂华苓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定居再迁”的意识。屈原、李白、杜甫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包括许多表达对去乡下和乡愁难忘的担忧的诗歌。地理迁移后,作家难以迅速融入当地文化,经历了漫长的身份寻找过程。

2.1[“暂住地”萧条1949年,国民党政府宣布迁往台湾。随着国民党政府的退出,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人物参与其中。聂华苓和她的家人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这些人总是想着回到大陆,只把台湾当作一个暂时的居住和避难的地方,所以他们对台湾没有认同感。即使是那些因个人恩怨逃离大陆的人,如聂华苓,也不能认同台湾的身份,因为他们不同意国民党的统治。至于“中国人”的身份,他们毫不怀疑。然而,国民党的统治切断了四面环水的台湾岛与祖国的联系。这个岛看起来很孤立。回归大陆的愿望与无法回归大陆的绝望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反映在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中,形成了移民到台湾的人们失落而怀旧的城市生态。
2.1.1“台湾人”[的“中国身份”/br/]在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中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毫无例外地从大陆移居到台湾。这些角色的身份与聂华苓相似。聂华苓描述了大陆移民的有情。他们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总是想回到大陆。
在《爱国彩票》中,聂华苓确认了人物的身份。当描述顾丹青的住处时,她看着房子角落里的盒子。\"侧面标签上的字迹模糊,隐约可见“从上海到台湾:顾丹青”. \"通过这样一个看似不显眼的细节,聂华苓告诉读者,顾丹青来自大陆很久了。尽管他已经在台湾呆了很长时间,但人物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仍然是何时以及如何回到大陆。在《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中,王大年说:“这里每天都欣欣向荣。那边一团糟。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大陆了!”“这里”指台湾,“那边”指大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王大年正在台湾的家中混合尿液、肥皂、油和烟、茶和烟的异味。王大年说,生活太不令人满意了,“这里一天比一天繁荣。”他只是用这个来安慰自己,他可以明年回到大陆。“回到大陆”更像是一个自我安慰的演讲。这表明大陆是那些搬到台湾的人心中梦想的家园,但他们不能停止思考。台湾只是一个临时住所,不是家乡。虽然一个人的身体在台湾,但他的内在身份仍然在大陆。这些人的身份就像顾丹青手提箱上的笔迹。虽然它们模糊不清,但它们仍然存在,无法抹去。

2.2“局外人”[的流亡/br/]“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小白花”和“珊珊,你在哪里?”和其他短篇小说中,作者用现实的方法客观地描述了移居台湾的普通公民的生活。事实上,这是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延伸到成千上万移民生活的自传体尝试。此外,由于聂华苓生活环境的变化、他对流亡的深刻认识以及西方创作流派的影响,桑青和桃子天生具有内在性写作的特点。《桑青与桃》可以说是流亡者的一部小说。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英雄的每一次流亡都与作者聂华苓的生活有着相同的结构。作者自己的流亡历史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桑青一直是一个“局外人”,她的身份在流亡期间难以确定,而她对身份的放弃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全部血肉。
2.2.1失去家园
聂华苓经历了从中国大陆移居台湾和从台湾移居美国的人生历程。她以自己的移民经历为契机,拼凑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理位置的人文景观。聂华苓将她重返大陆的回忆作品命名为《三十年后:梦游在故乡》,这表明无论聂华苓迁移到哪里,大陆都是她永恒的家园。聂华苓误解了他的祖国,逃离了它。然而,由于年轻时荆楚文化的渗透、这片土地的自然风貌和她的成长过程,聂华苓对自己的故乡产生了深深的怀念。
然而,聂华苓的祖国没有天堂的光环。乡愁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乡愁存在于从大陆去台湾的作家的文本中,也存在于去美国的中国作家的文本中。这可能是因为离开家会让人感到孤独。离家越远,这种孤独就越强烈。因此,作家应该致力于文本,创造一个天堂般的家园形象,安慰他流浪的心灵。聂华苓的作品不同于普通的乡愁作品,乡愁作品将家园写成一个温暖宁静的精神港湾,但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审视了故土。这个家园不仅保留了少女时代的美丽,也保留了战争期间聂华苓沮丧和被囚禁的恐慌记忆。聂华苓离开大陆时,正是怀着这种恐惧逃到了台湾。对聂华苓来说,他作品中“局外人”的身份来源于他家园的丧失。失去家园会导致内心的孤独,失去根源的痛苦会导致一个人不同意自己所在的地区。任何“这里”都成了“异乡”。从聂华苓的整个创作轨迹来看,《失落的金铃子》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大陆青少年时期美丽乡村的怀念,而《桑青与桃红》则侧重于对家园的描述,聚焦于战争带来的恐惧。聂华苓擅长在大背景下描写人类的命运。读《桑青与桃》时,我们会觉得桑青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它无助,到处漂泊,从大陆漂流到台湾和美国。这确实是一首悲伤的流浪者之歌。
《桑青桃红》的第一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桑青离开了他的家人,带着古老的历史在河边漫步。桑青的家庭是一个宗法封建家庭,没有给桑青带来任何美好的回忆。此时,聂华苓作品中的家园形象已经远离了《失落的金铃子》中田园诗般的三国平,这为流亡者的生活奠定了心理基础。然后,桑青和沈家刚结婚,一起逃到台湾。在这里,家的概念已经扩大,从父母的家延伸到祖国大陆。在台湾,政治孤立再次让聂华苓感到祖国的丧失。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桑青和沈家刚在桑青和桃红居住的阁楼形成了。聂华苓形容阁楼黑暗而可怕:“阁楼的小窗面向街道。我们藏在阁楼窗户的左侧,可以看到3号房的屋顶和墙壁...乌鸦一只接一只飞过屋顶。窗户面向火葬场的黑色烟囱。”狭窄的视野,面对火葬场,在聂华苓的作品中,桑青和桃子的阁楼与失落的金铃子的家大不相同。这个阴暗可怕的阁楼只能称之为桑青的“住所”,而不是“家”。阁楼是悬挂的空,这意味着人们感觉不到他们的脚在地面上的稳定性。阁楼狭窄,与外界隔绝,就像台湾岛一样,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

第三章从隔膜到文化整合概念...........................................24
3.1中美文化隔膜..........................................................24
3.1.1美国对中国的想象第4章...........................................24
...........................................29
4.1第一人称叙述的应用第四章.........................................29

个人强烈叙事

叙事学有一个复杂的内容体系,本章不讨论。在聂华苓小说的写作中,叙事视角的运用是值得注意的。因此,本章主要从叙事学的叙述视角来分析聂华苓的小说。

4.1第一人称叙事的应用
传统叙事学将叙事角度分为“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随着叙事学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也将叙事角度分为“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拟人化”和“非人格化”、“零焦点”、“内焦点”和“外焦点”。作者同意第一人称叙事是个性化的,内部聚焦的,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主体。
拟人化使第一人称叙述更容易表达作者的思想,而内部焦点使作者更容易揭示人物的内心。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第一人称叙事无疑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绝佳方式。
4.1.1第一人称叙事语言与人物的身份相符
既然第一人称叙事是从“我”的角度讲述故事,那么“我”与叙述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想合理地区分视角,你必须首先区分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觉。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叙述方法或视角的讨论中,叙述声音和叙述视野似乎没有相互区分。”“叙述声音”是叙述者的声音;“叙事视角”是指作为叙事视角的视角,也就是说,通过谁的眼睛,它也可以被称为“聚焦”于谁。它可以是叙述者的视觉,也可以是人物的视觉。”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声音和叙述视野往往是统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通常是作品中的人物“我”。在聂华苓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人物“我”的经历与叙述者的经历高度一致。可以说,聂华苓借用人物改写了自己的经历,叙述者聂华苓往往是作品中的“我”。

结论:聂华苓自传体写作的个体性和历史意义

聂华苓从大陆到台湾,然后到爱荷华州的生活经历是一代台湾公民和海外华人的缩影。作为一名海外华裔作家,她把自己的经历融入了文本。复杂的身份和文化概念使文本具有普遍和典型的意义。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独特的身份使聂华苓更加关注女性自我,女性视角下的自传体叙事揭示了政治潮流中女性的生存状况。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妇女解放的话题被提上了文化舞台。然而,这个话题最初是由男性知识分子作为“向导”提出的。后来,一部分五四女作家发现了自己,探索了自己,开始叙述自己。基于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心理特征,聂华苓以自传的方式描述了女性的成长和经历,用女性话语揭示了封建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并思考了女性主体人格的建构。同时,聂华苓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历史背景,摆脱了女性作家的自我言说,展现了女性在宏观政治潮流中的独特命运。
我国的动荡不仅给聂华苓带来了个人痛苦,也给这一代人带来了集体痛苦。通过对个人生活经历的描述,聂华苓反映了那一代每一个有着同样创伤经历的人的命运,展示了中国这一代人在战争时期的心理历程。《台湾轶事》中每个小人物的困惑是指一个大群体移居台湾的困惑。《桑青与桃》中桑青的精神分裂症指的是政治动荡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钱山外,长河》中的连纳身份问题是指每个因政治而离开家乡的人所面临的困惑。整部小说的主题也反映了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探索。聂华苓的自传体写作已经成为历史和政治困境的个人见证,因而具有反思历史和政治的特殊意义。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