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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40字硕士毕业论文沙皇俄国对华西藏政策探析——1894-1917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论文字数:38740字
论点:俄国,西藏,达赖喇嘛
论文概述:

对于沙俄侵略中国西藏的这一事实我们应该予以批判,“西藏问题”只是俄英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强加给中国的一个历史错误,我们要还历史一个公正合理的真相。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西藏地

论文正文:

导言

虽然国内外研究俄国与西藏问题的学者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运用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俄国对中国西藏政策问题的学者在国内较少,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首府库伦、印度与俄国的西藏政策结合起来的文章则更少,对二者的联系,探讨不够深入,仅仅将达赖出走作为一个背景稍加叙述。关于沙俄对西藏政策的性质,沙俄对西藏的侵略主要是以政治、文化侵略为主,以武力侵略为次。沙俄的真正目的是抵制英国占有西藏,利用喇嘛教加强在蒙古的控制和影响,且利用西藏问题换取在中亚的利益,而沙皇政府利用外交手段达到了这一目的。对于沙皇俄国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滞留库伦期间如何对他实施拉拢政策、与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的信件往来以及沙俄对达赖喇嘛的援助政策等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对此论述得不够深入。同时,上述所说国内著作及论文除了吉林大学王淑红的硕士论文外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引用俄文的原始档案资料,缺少俄文档案作为资料支撑,对此问题的研究必然会存在缺憾。 一、沙皇俄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溯源 (一)沙俄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缘起 1.彼得大帝以来沙俄对中国西藏的觊觎 沙皇俄国对中国西藏的觊觎最早可以上溯到彼得一世时期(1689—1725年)。1711 年沙皇彼得一世下令:俄国商队应该与“达赖喇嘛住地”有商务往来,目的不在于“牟利”,而在于向中国西藏渗入俄国的商队,“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欲往其地,何路可通,……并加以占领。”①彼得一世不但对西藏盛产黄金深感“兴趣”,且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占领俄国未曾到过的西藏,可见,俄国政府在 18 世纪初就有企图占领中国西藏的野心。而这种野心是和历代沙皇所奉行的对外扩张政策一脉相承的。彼得一世之所以垂涎于西藏的黄金,是因为自 1700 年开始,俄国与瑞典持续进行了一场长达 21 年的“北方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俄国损失较大,一度使国内财政出现危机。因此彼得一世对当时俄国国内风行“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比较关注,且在不知道“何路可通”的情况下萌发占有西藏的野心。此后,俄国政府不断派出商人、军人、僧侣、传教士等人到达中国西藏地区,打探“何路可通”西藏地区、考察该地的地理状况、窃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为日后俄国与西藏地方建立非官方的联系及俄国参与同英国争夺中国西藏奠定了基础。19 世纪中后期,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国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更多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俄国除了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行侵略和霸占中国领土外,对中国西藏亦采取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其中以“巴德马耶夫计划”的出笼为标志性事件。巴德马耶夫(Бадмаевъ.П.А.)是布里亚特蒙古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是一名狂热的政治投机者和阴谋家,曾在沙俄外交部任职。早期追随于华俄道胜银行的行长乌赫托斯基亲王,该亲王是沙俄图谋西藏的主要人物之一,曾唆使沙皇政府“在精神上征服和笼络这个喇嘛教世界”②。乌赫托斯基对巴德马耶夫的侵藏思想影响较大,后来巴德马耶夫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并于 1893 年向沙皇提交了侵略中国西藏的《关于俄国在远东的迫切任务》的“万言书”。建议将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贝加尔湖西南修至中国的兰州,因为“兰州府是通往西藏、中国和蒙古的咽喉要地”,①控制兰州至关重要。他计划在兰州建立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主要策动蒙、藏、汉三族的反动人员进行反清暴动,并煽动蒙、藏、青等省份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并入俄国的领土范围内。亚历山大三世虽然对此计划表示“难以相信有成功的可能”,但还是批准从国库拨款二百万卢布资助巴德马耶夫的“事业”。②巴德马耶夫开始培植他在西藏等地的代理人,并将他们伪装成香客派入西藏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这些人在日后俄国图谋分裂西藏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2.19 世纪末俄国对中国西藏的“科学考察” 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藏的前奏是派遣“科学考察队”进入藏区,从 19 世纪70 年代开始俄国“科学考察队”陆续进入西藏地区,这与沙皇政府图谋占领中国西藏计划是相配合的。“考察队”是英俄等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先遣队,他们所谓的科学考察人员打着“考察”、“游历”的幌子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科学考察”,而实质上是从事赤裸裸的、非法的政治活动。继英国之后,俄国也开始涉足西藏地区,不断向中国西藏派出大量“科考”人员进行间谍活动,为俄国在西藏的政策而服务。沙俄“科学考察队”的组织者是帝俄地理协会(Географ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协会的业务之一就是了解与俄国相邻的国土。帝俄地理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同俄国外交部、海军部、总参谋部等沙皇政府机关关系密切。为了“大大地扩展我们对亚洲大陆的知识范围”,涉足俄国很少“涉及的亚洲大陆的中部,即绵亘于喜马拉雅与西伯利亚之间,从东向西延伸于中国到图兰草原的广大高原地带。……对它们进行科学考察是亚洲地理研究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①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帝俄地理协会便向中国西藏派出了 13 支考察队,这些考察队从人员选定到行进路线和考察目的都由帝俄地理学会及总参谋部共同谋划,个别考察队,如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次考察还是由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批准的,这些科考队的巨额考察经费经沙皇批准国库直接拨款下发的,可见沙皇本人对沙俄对外进行的考察活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二)沙俄同西藏地方关系的发展俄国势力积极打入中国西藏的方式,除了继续向西藏地区派遣“考察队”进行考察外,它还利用宗教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考察队”除了探测到由俄国通往中国西藏的路线外,还全面考察了藏区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由于“考察队”具有暴力性,且他们大都是俄罗斯人,其暴行遭到中国藏族同胞的强烈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也严禁他们深入西藏内部,至多到达那曲就被劝回,很难进入到西藏政教的中心地带拉萨,无法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正面的联系,阻碍了沙俄势力顺利进入中国西藏内部。然而“考察队”完不成的这项任务,却可以利用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与西藏的宗教联系来完成。喇嘛教在 17 世纪初通过漠西蒙古诸部传入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传入生活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从此,喇嘛教在这两个地区开始盛传起来。据载,“19 世纪时,布里亚特地区喇嘛人数已达 15,000 人,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 10%,颇具规模的寺院有 36 座,庙宇 100余座。”①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均属蒙古族,操蒙语,部分喇嘛通藏语,与蒙古具有同族同文的优势,在宗教上与西藏有密切的联系。17 世纪,俄国在征服布里亚特地区之后,在内务部的支持下,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曾强迫布里亚特人改信俄国国教——东正教。然而,这种暴力方式遭到俄国外交部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外交部已经意识到布里亚特人与藏、蒙之间宗教联系的重要性,而俄国急需布里亚特喇嘛为俄国的外交政策服务,最终,在外交部的支持下,沙皇政府采取了“保护”喇嘛教的政策,并使它的地位逐渐合法化。沙皇俄国对喇嘛教的安抚政策给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喇嘛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这是沙皇对他们的袒护和关心。因此,他们不但在言语上极力美化沙皇,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衷心,也积极为沙皇俄国刺探中国西藏情报工作服务。 二、库伦事件与俄国对西藏的积极拉拢政策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库伦以求俄援尼古拉二世于 1894 年在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成为俄国的独裁统治者,他继位后仍然追随其父亲在位时推行的极端保守主义政策,维护独裁统治的原则,同时也从总体上继承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积极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并将它继续推行于新的外交事务当中。尼古拉二世初期沙皇俄国的对藏政策,仍然以积极入侵为主,特别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迁居库伦后,对其实行积极的拉拢政策,影响十三世达赖的亲俄倾向,使之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俄国与西藏地方当局的关系随着布里亚特喇嘛德尔智的“推动”而迅速升温,英印政府寄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件均被达赖以“不同驻藏大臣和僧俗大会磋商,不得同外国政府进行任何通信”①为由全部退回,西藏上层主要领导人物“仇英亲俄”的举措使英国非常不安。英国不满足已取得的在藏利益,它的胃口在俄国的刺激下变得更加贪婪,欲谋攫取更多的在藏权益。同时为了在与俄国争夺西藏的较量中取得优势,遏制俄国南进,抵制俄国势力在西藏的扩张,便于英国顺利霸占西南边陲,英国决定再次发动侵藏战争,争取有利的战略地位。1903 年下半年,俄日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俄国把大量兵力集中在满洲,无暇关注西藏事态的发展。英国趁此机会,借西藏地方当局拒绝释放被抓获的英国间谍为由,于 1903 年 12 月 11 日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 年 8月 3 日英军攻入拉萨,9 月 7 日英军上校荣赫鹏逼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非法的《拉萨条约》②。该条约共十款,严重侵犯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清政府对该条约也不预承认。英军自锡金长驱直入西藏境内,在即将兵临拉萨城下时,达赖喇嘛意识到与残暴的英军进行和平谈判是不可能的,加之他素来仇视英国,与英国当局不和,几次将英印总督寇松给他的信件原封退回,拒绝与英印当局进行往来。另一方面他却派俄籍喇嘛德尔智数次来返于俄藏之间,对俄国政府敞开大门,这使一直图谋独霸西藏的英国所不能容忍的。为此英印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急剧恶化,达赖喇嘛基于上述原因,猜到英国进入拉萨城后,会强迫他签署有违西藏利益的条约,且恐会对他施以暴力,于是决定从拉萨出走。陪同达赖喇嘛的有顿柱夺吉公爵、大堪布降央丹巴、德尔智等 60 余人,达赖喇嘛将西藏的一切政教事务交给两位代理噶伦处理,大印暂由甘丹赤巴掌管,命他为摄政,西藏重大事务由全藏僧俗会议负责处理。达赖喇嘛于 1904 年 7 月 28 日离开拉萨,9 月 4 号清政府外务部以他“私自出逃”为由革除了达赖喇嘛的名号①,十三世达赖喇嘛 12月 2 日到达蒙古首府库伦。 (二)俄国培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俄倾向十三世达赖出走事件影响较大,不但在国内引起轰动,在国际上也招来了俄、英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关注,特别是沙皇俄国对达赖喇嘛的出走给予了较多的外交关注。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期间,俄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交往成为这一时期沙俄外交史上重要一页。俄国外交部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后的去向问题,曾做过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1904 年 10 月 24 日俄国驻北京公使雷萨尔(Лессар.П.М.)发给俄国外长拉姆兹多夫(Ламздорф.В.Н.)的秘件中就提到,“达赖喇嘛的下一站可能会到达蒙古”。雷萨尔认为“最近拉萨发生的事件,不会对蒙古或俄国的边界地区造成太大影响,如果使这种影响明显化,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外部推动力。”①由于日俄战争进行,致使俄国在远东的主要兵力被牵制,因此雷萨尔建议“关于我们在蒙古的任务,应当依赖于日俄战争的进程”。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依据不同的局势,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俄国的军事力量在日俄战争中明显占优势时,且中国对英国侵略西藏这一行为不守信用,没有给予反抗。在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无条件的在蒙古保持安静”,因此“必须克制做一些可能引起骚动的事情”。如果形势并不如俄国预期那样顺利,而是向相反的形势进展时,即雷萨尔所指的第二种情况,即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可以在蒙古建立自己的党派,那个时候达赖喇嘛则成为我们有利的工具。”第一种情况有可能为第二种情况做准备。鉴于第二种事态发生的可能性,雷萨尔建议“首先必须研究透事态的发展”,即“达赖喇嘛是否会成为宗教领袖,或者是他至高的宗教地位会招来别人对他的仇视”。②雷萨尔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到来吸引了诸多的香客、追随者及较多的财富聚集到库伦;另一方面,他的出走从西藏招来许多喇嘛到库伦,他们要求在此建造新的寺庙,这会和已有的寺庙进行一番竞争,且由于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较高,肯定会导致库伦活佛哲布尊巴丹佛教地位的下降。为此,俄国政府认为达赖喇嘛的到来,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将会陷入难以改正的境地,且容易被一些眼前利益所蒙蔽”。由此雷萨尔得出结论,即“在现阶段要为将来的行动做准备,现在不应该采取具有挑畔性措施”,因为“如果引起中国的怀疑,那么,我们完成在蒙古的任务会更加困难”。③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没到库伦之前,沙皇俄国就对达赖到达蒙古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对这些情况应实施何种措施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基于日俄战争的考虑,一方面,俄国外交部打算在蒙古的活动尽量保持低调,目的是避免中国对蒙古事务的过多关注,因为这会为正处在困境中的俄国分裂中国蒙古的计划制造障碍;另一方面,现在达赖喇嘛的居住地靠近俄国边界,面对这一巨大的政治诱惑,沙俄外交部又不得不采取较之前更为“积极的政策,使达赖喇嘛在蒙古的停留对俄国来说会有利可图”,①为俄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服务。 二、库伦事件与俄国对西藏的积极拉拢政策...........16(一)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库伦以求俄援...........16(二)俄国培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俄倾向 ...........18三、沙俄对“废黜达赖喇嘛称号”的干涉...........34(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341.川军入藏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342.沙俄对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称号”的干涉...........35(二)《藏蒙协定》的签订及沙俄的不承认政策...........371.德尔智策划《藏蒙协定》的签订...........372.《蒙藏协定》的不承认政策与沙俄西藏政策的终结...........39四、评析沙皇俄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41

结束语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利用西藏问题与英国进行政治博弈以达到二者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平衡,沙俄在西藏上层培养的一部分“亲俄”势力对西藏局势的动荡及分裂倾向起到了不良影响,同时从另一方面刺激英帝国主义加紧分裂中国西藏的步伐,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逐渐收缩阵线,将外交注意力转移到欧洲战事上去,放松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步伐,沙俄对西藏的干涉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告以终结。 参考论文

[1]严晓军:《论俄罗斯近代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

[2]王树红:《论德治在俄罗斯入侵西藏中的作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杨闯:《论1900-1924年中俄关系的特点》,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4年。

[4]胡艳:《现代“西藏独立”的起源和本质》,《西藏研究》,2000年第1期。

[5]吴光和、唐邵青:《论普勒·格瓦尔在中亚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兰州大学,1986年第1期。

[6]秦和平:《晚清十三世达赖喇嘛到光绪皇帝的三个王座》,《中国边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7]方建昌:《俄罗斯和苏联人民进藏考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8]王元达:《看俄罗斯政策的变化》,《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

[9]杨明:《晚清四川军队进藏与达赖喇嘛的离开》,《中国边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0]原因:《俄英在西藏问题上的第一笔交易》,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