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给学生一些阅读方法

论文类型：议论文

论文字数：

论点：的是,想象力,例子

论文概述：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

论文正文：

张五常 读书的方法  　　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An End)；考试只是一个方法(A Means)。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越深越准确，记忆就越清楚，而应用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二百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着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1)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2)在课上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太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什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越精，所知的就越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时都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要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什么”(What?)；B，“怎样办”(How?)；C，“为什么”(Why?)。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越尖越好。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是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比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五常谈教育》——序  2000-12-14　13:47:13  大　中　小 国内的朋友要求我把发表过的有关教育与学术的文章选出来，结集分为两本书。这些文章大部分在我其它的结集出现过，结完又结，集了再集，岂不是有欺骗之嫌？但朋友们认为我应该这样做，因为我的教育、学术观点对中国的青年有用处。虽然这样说，我认为他们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我出版过的中语文章结集，每一本总有三几篇文章，或有些词或句，不能通过北京有关部门的审查。比起十多年前，中国对言论的确是开放了不少，但还有沙石。朋友们认为我谈教育及学术的文章，在国内可以畅通无阻。为了数之不尽的像我四十多年前发奋求学的今天的中国青年，这两本结集的建议我就接受了。我打算先出版繁体字的，简体字在国内继之。   永远都失望，但也永远还有希望。数十年来，我老是想，只要中国的青年有好的学习机会，中国就会富强起来了。可不是吗？昔日中国的青年，主理今天的中国，而明天的中国，是今天中国青年的天下。这是上帝定下来的逻辑，怎样也错不了。问题是他们没有好的求学机会，又或者是长大于一个以政治、主义挂帅的国家，近墨者黑。一年一年地过去，我的希望皆成泡影。   然而，自从六岁在国内逃难起，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青年有今天那样好的学习机会。不是大好特好：他们不够求学的钱，师资不足，读物难求——要不是买不起就是被禁——而又还要上什么思想教育的课，比起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的际遇，有天渊之别。但说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的学习机会最好是今天，却是对的。   这两年来我到国内对学生讲话十多次了，每次都很欣赏他们的求知意识，而在多种还未能清除的约束下，我在他们的校园中感觉到有思想自由的气氛。这判断我是个专家了。在学术上打滚那么多年，一踏进任何大学校园我就可从空气中有所感受。   四十多年前，我知道只要自己有知识，生活是不愁的，而学问的本身可以享受，于是一发劲，知识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虽然今天中国青年的际遇远不及我当年的，但他们的求知意识与我当年的一样。他们知道知识有价，可以享受，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得到明天。   去年我想，自己在学术上搞了数十年，兴趣比一般学者广泛，而在国际上的学术朋友也算是不少的，我应该将自己余下来的日子，介绍重要而又有趣味的西方学术给中国的青年。我于是想到在国内办一家出版社，有系统地请人翻译，或找同好的著作，或购买版权等，以刊物推广知识。中国青年还需要读的精彩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殊不知托几位朋友查询在国内办出版社的手续，得到的响应，一致地说不可能拿得牌照。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国家的领导人要控制知识的传播，还是国营的出版社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又或是二者的合并。有这样的局限，我想，上文所说的两本结集是应该尝试的。   我是搞学问的，无论科学、哲学、文学、历史、艺术、中外文化等，我都尝试过，下过一点功夫。搞得不太精，但很懂得怎样搞。然而，我不是一个教育专家。正相反，我的教育方法是自己想出来的，与专家之见相去十万八千里。   令我惊喜的是，去年我在《信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是专家谈教育》的文章，被各地转载了数十次，而听说有些地方为该文开研讨会。国内的朋友说，他们历来重视我对教育的看法。这倒有点奇哉怪也，因为我主张的是鼓励学子以兴趣求学，让他们自由发展，毫不勉强。国内的朋友喜欢听到这一套，可能是因为他们历来所受到的教育，皆在权威定下来的框框之内。一代一代地被约束了那么久，读到我的教育言论就彷佛「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香港的朋友反而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一天，一位女秘书说要赶回家，因为明天儿子要交功课。我说：「你这样管他是害了他；要儿子将来学有所成，你要让他自由地找寻自己求学的兴趣。」秘书小姐听而不闻，急步回家去矣。   好些香港朋友读到我的关于教育的文章，说：「你主张的教育方法听来很合理，但只适用于你自己。我们的孩子没有你的天分，这种方法是用不的。」胡说八道。七十年代，有十多位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子女，得到我少许帮忙，到美国西雅图读大学。我对他们简略地说一下求学之道，久不久见他们一次。这些学子一般地读得好，成了专业人士；今天年长了，还健在，可以作证。   回头说我「炒」旧文（其实有些是新的）来结集这本谈教育的书，左选右选之后，入围的加起来竟然达三百多页。这大概是我以中语下笔写过的九分之一的文字，虽然算不上是洋洋大观，但也颇具「威势」。   《五常谈教育》选取的文章是关于读书、拜师、思考、文章、教养、制度等几方面的。都是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看法。这些文章是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发表的《读书的方法》起，到最近发表的，为期整整十七年。我把这些文章从头细看一遍，觉得前后大致没有矛盾。这样，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总算是一家之言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作者不喜欢多些读者的。但要争取读者，谈何容易。所以虽然是结集，要下的功夫倒也不少。书要美观，既要向智英老弟借一张黑蛮替我画的但被他占为己有的画作书面，又要周老师题字。（我自己的书法可以应付，但朋友说周老师的没有那样「狂」，与「教育」比较接近！）搞好了「门面」，内容要分类安排，文字要修改一下，要校对，又要补加一些「后记」。   读者盍兴乎来！  成就早迟论  2000-10-12　16:37:02  大　中　小 在学术、艺术及造诣上，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夸夸其谈，但不要低贬有成就的夸夸其谈。成就不是一个人怎样说，而是这个人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炫耀一下的。你一事无成，怎样说也毫无用处；你可以拿得出来令人拜服，夸夸其谈一番也无伤大雅。 有成就的人过于夸张自己有点那个，但强作谦虚，就变得肉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大成的人是谦虚的。微不足道而夸夸其谈的多的是。另一方面，有石破天惊的成就的人，愈高傲我就觉得愈可爱。莫札特是一个例子，李白也是一个例子。 年青时我读到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论》，一竹竿打一船人，批评北宋所有大词手，可谓胆大包天，高傲之极矣。但易安居士说得有理，文字一流，而她自己的词无懈可击，我就因为她的高傲而爱上了她。 论成就，我倒有些有趣的想法。说成就要用功苦干，老生常谈，说了等于没说。不用功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但假若用功就大有所成，那么成就是太容易了。用功是不值一谈的。我要谈的是其他三个重要的成就因素：天分、感情与经验。且让我以这三个因素来推断成就的早达或迟来，以供读者商榷。  先谈天分吧。有些事项极重于天分，所需经验不多，而感情是无关宏旨的。这些事项的成就来得很早。数学与象棋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下象棋，我们有「十八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之说。伟大的数学家，通常很早就显示出来。奇怪，数学的天分与下棋的天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数学与音乐有关系，这点我好几年前谈过了。 转谈感情，那是艺术的重点了。每个人都有感情，但够不够丰富，做作不做作，表达够不够流畅，有没有排山倒海之力，就因人而异，而我认为天生有很大的决定性。 我想不出有哪一项艺术，是单靠感情而有成就的。好艺术要有感情，也要有天分，经验倒是次要的。因为天分与感情的流露是天生的，艺术的成就可以来得很早。莫札特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很多儿童的画作画得非常好。我的「御用画师」黄黑蛮就是个有名的实例。 有趣的是，感情与智力不同，前者可以老而不减。只要能维持一片纯真，不受世俗的污染，感情就如葡萄美酒，老而愈妙。莫奈、张大千、朱山己瞻等画家，愈老愈画得好。书法因为要有很长时间的练习，有大成的通常要到中年之后。 我为莫札特这个音乐天才的早逝（活到三十五岁）感到很痛心。他极端多产，而他谢世前一两年的作品登峰造极。要是他能多活三十年，我们今天的生活享受可能大为不同了。 感情的重点，是要自然地流露，不渲不染，没有俗气而又不做作。朋友，你对自己的感情表达怎样看？你自己的儿女是不是很天真？这些问题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是否要在艺术上过瘾一下。 视、听艺术，经验是次要的。莫札特只七岁就震动整个欧洲。梵高从画到谢世只有十年，之后世界对视觉艺术的观感也就改变了。有高不可攀的天分，排山倒海的感情，梵高能以他谢世前五年的作品改变了世界。感情对成就的贡献，我们历来是过于轻视了。 再谈经验吧。经验对学术是重要的。感情对学术——尤其是科学——毫不重要。经验的特色，是需要时日才能积聚起来，也需要有记忆力。一个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有些学术，如社会科学，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得一塌糊涂。有感情的学术高手，可以把感情与分析清楚地分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经验而达大成的学者绝无仅有，但有可观成就的却不难找。这是因为在学术上有数之不尽的基本研究用不什么创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小心而忠实地做，把一些资料整理得好，让有天分的加以阐释发扬，就是贡献。 学术上，经验的确很重要，但因为经验需要时日，二十岁之前能成学术高手的很少见。以科学而论，自然科学所需的经验时间比社会科学的为短，因为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世界何其复杂也。牛津、爱恩斯坦等自然科学大师，其大成始于二十多岁。在社会科学上，这现象很少见。 我们可从社会科学中看到经验时间对成就早、迟的决定性。经济学的大师，早有大成的首推费沙（I. Fisher）与森穆逊（P. Samuelson）。他俩二十多岁就成了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数学推理。森氏从来没有真正地作过验证工作，而费沙在验证上的大贡献，是在四十岁之后。A. Lerner三十岁后才学经济。佛利民立竿见影，是四十四岁。高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岁发表。 我绝对不低贬其他社会科学，但认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成就比不上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前二者所需的经验时间太长，以致开始体会时，学者已年近黄昏。股市的上落，楼价的起跌，公司的结构安排，起居饮食的情况，如此种种，怎会不比政治的运作或社会的阶层容易多知一点。 我活了六十四年，经过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香港回归，种种，也曾在外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谓不知世事矣！但我对政治一无所知。 一些事项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经验。一些重天分与感情，一些重天分与经验。我想不到有哪一项是重感情与经验的合并，而不论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项造诣，重天分、感情与经验这三者的合并。你猜是什么？文学创作。  经济研究：实地观察不可或缺  2006-08-24　11:07:51  大　中　小 史密斯的《国富论》，发表了二百三十年了。要是今天让经济学者投票，此巨著还高居首位应无疑问。更神奇是经济作为实证科学，这本书的思维今天还适用。也是今天，如果门外汉只选读一本经济学的书，我还是推荐《国富论》。 是长达千页的经典大作，文笔顶级，观察入微，思想纵横，影响了一个大时代。这样的书，起笔时作者理应介绍一下书中策划，或申述一下自己的雄才伟略。但没有。史氏起笔是描述一家制针工厂。一般的处理是书到中途，写到产出理论才把工厂放进去的。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思想家，史氏起笔是一间制针工厂，细说其产出程序。作者显然在工厂现场参观过，写下笔记，认为极端重要，以之起笔。 工厂的实地观察放在书中哪个位置本来不重要，但从第一页的第一段说起影响了我。去年出版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曾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的朋友赠该集数言，说我坚守史密斯的伟大传统。说得对，奇怪这位仁兄看得出来。 是的，作经济研究，我喜欢从一个现象入手，跟着实地调查，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其它有关现象，然后试以理论把这些现象砌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国富论》之后，影响我这样处理学问的人有老师艾智仁，以及博士后才认识的高斯。后者与我格外谈得来，因为大家同意，以理论解释世事，首先要知道世事为何，而实地观察是大家认为不可或缺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昔日行内少见，今天变得绝无仅有了。 一九六九年开始调查件工合约，到香港的工厂实地观察：怎样算一件，工人动作多少次，用的材料、工具是什么，怎样检验质量等。断断续续地调查了十多年，一九八二以搜集得的资料，写成了《公司的合约性质》。后来戴维德说该文为公司何物这个老话题划上句号。这里要说的有两点。其一是如果没有作过件工的实地调查，该文不可能写出来。其二是以自己的理解对照，行内分析件工的朋友不知件工是怎样的一回事。说是以每件产品算工资，香港中学的经济考生需要知道，但只知那么多是不足以写研究文章的。 回顾平生，只有两项正规的经济研究没有作过实地调查。其一是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当时是学生，经费不足，不能花几个月跑到亚洲的农村观察。然而，如果二战时没有在广西的农村住了一整年，天天在农村到处跑，对各种农植耳闻目染，佃农理论的验证不可能做得那样详尽，那样有说服力。数字资料是从图书馆找到的，但如果见到数字而没有记忆中的广西农村的一幅一幅的画面的协助，我不会懂得怎样用那些数字，更勿论用得变化生动，使艾智仁频说孺子可教了。 其二，写中国的传统婚姻及儿女产权，当然参阅资料，但该文成事，主要靠自己的母亲生长于三从四德的旧礼教，盲婚，重男轻女，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对我细说了不少陈年旧事。母亲聪明绝顶（没有读过书，但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观察过瘾精彩，叙事有条有理，清晰绝伦，把我多次带到我出生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去。 分析香港的租金管制，如果不作实地观察，我不会知道分租严重（五百平方呎可以住上数十伙人家）与天台木屋（是的，屋顶上可以有街巷与小食店）等过瘾现象，从而推翻了传统的租值消散理论，写出巴赛尔拍案叫绝的《价格管制理论》来。 关于座位票价的分析（为何优位票价偏低？），我花了好几个晚上在香港当时座位分等级的电影院巡视，站在售票窗前，像傻佬一个，细看座位表的出售情况，楼下的前、中、后座怎样，楼上的超、特二等怎样，楼下与楼上相比又怎样。跟着凡遇爆场好戏，我必定到电影院后门试炒黄牛，不是真的去看电影，而是要知道不同等级的黄牛票价与原价的不同差距。后来只一个周末写成了文章，结论重要，可惜只几句了事。这结论是后来行内「效率工资」理论的前身，一位拿得诺奖的提到该文给他的启发。 自己从实地观察作研究最成功的例子，可能是到华盛顿州的果园调查，写成了《蜜蜂的神话》。曾获诺奖的米德爵士也算倒霉。其实他是谦谦君子，学问了得，但没有作过调查，不知实情，只凭道听途说，以养蜂者不需要付钱给果园主人购买花中蜜浆，果园主人不需要付钱给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写成了一时传为佳话的经典文章。其实养蜂者与果园主人之间有合约，花中蜜浆有价，花粉传播的蜜蜂服务也有价，价来价往，过瘾精彩。明知米德是上上学者，在外贸理论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蜜蜂与花粉的事实错得那样离奇，行内竟然一律相信，引用无数，我禁不住手起刀落，斩得读者哗然。 记得《蜜蜂》一文完稿后，发表前寄给多位师友。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的主编不知从哪里弄得一稿，见而爱之，来信要求让他发表（我已答应了给高斯）。奇怪是该主编在邀请信中，要求我取消细说蜜蜂怎样飞，怎样生活，蜂箱的设计，杀虫对蜂的损害，花粉与蜜浆的季节等等的详述。这些细节主要得于实地调查，而忽略了我们无从理解为什么合约会是那样写，价格为什么会是那样变动。该文今天传世，肯定是因为上述细节的保留。 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另一个世界。方程式满纸皆是，但问及某符号在真实世界代表着什么，作者多半答不出来。所谓实证研究，通常用某机构发表的数字，从何而来，怎样量度，有关的现象究竟是怎样的，一般没有说明，而在「逼供」下，没有一次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这些是什么实证研究了？ 这几年常到国内的农村跑，知道读到关于中国农民的报道，错得一塌糊涂。最近一项统计，说中国自二○○○年到今天，六年，国民总收入上升了一倍以上。那是年均增长率百分之十二强。同一时期，报道的年均增长率约百分之九，相差很大，加不起来。另一报道说，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特别高，达百分之十点九。然而，几天前，报道说同期有二十三个省的增长率逾百分之十二，只三个省略低于百分之十点九（但高于百分之十点五）。前后加不起来，不能自圆其说。你说过瘾不过瘾？用这些数字资料分析宏观经济，正如佛利民说的：废物放进去，废物跑出来。 数字资料可信吗？信错了，写错了文章，解释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见笑天下。人的生命那样短暂，翻身不容易啊。自欺欺人，不是有意的，在名学报发表几篇文章，为米折腰，养妻活儿，也算是生命吧。  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2002-06-27　10:57:24  大　中　小 　　4月26日晚上在深圳市委党校讲话，一位听众问为什么这两年在内地出现了“张五常热”。我回应说，内地的媒体可说的东西太少，剩下来可以大炒特炒的只有张五常了。这回应博得哄堂大笑，一片掌声。 　　是的，天下虽大，媒体到哪里去找一个被人赞骂皆无动于衷的人？内地的朋友却有别说。一说是骂张五常可以成名，所以要成名的就出来凑凑热闹了。这假说不对，因为骂张五常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是“热”的效果，不是“热”的理由。 　　另一说此“热”也，是起于我反对滥用数学与博弈理论，开罪了某些专家们。这更不对：街上的人不可能知道数学经济或博弈理论是些什么，而这些专家大都是朋友，历来是君子和而不同的。 　　我自己对那所谓张五常热没有什么感受，虽然内地的媒体很有点过甚其词。我个人认为，如果真有张五常热的话，那应该是这几年内地年轻同学拍掌拍起来的。 　　三年来我和太太到内地讲话五十多次，讲得用心，掌声是赚回来的，但那是我俩和同学们之间的事，不应该传到媒体那边去。 　　不久前一些内地的朋友说，批评张五常的言论，除了无聊的人身攻击，是指我讲话信口开河，误人子弟，不是天才不要学张五常云云。“天才论”是香港朋友多年来的说法，听说内地最近有“手抄本”。胡说八道，就是上帝也不知道我是个天才，而又有谁可以说任何一位生理正常的青年肯定不是天才呢？我教学是希望能把同学的脑子打开，让天才冒出来。这是不容易的教育工程。真正的天才凤毛麟角，但被我教成准天才的不下两掌之数。喜欢教学的人不会放过一个好学的学生。但好学不足够，有好奇心更为重要，是可以成为准天才的先决条件。像当年自己的老师一样，我教学的主要意图是触发学子的好奇心。这就是我常说的思想启发了。 　　教学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外人的批评我是不管的。然而，5月29日晚上，太太在电视看到如下的报道：中国学子去年在美国拿得博士的有2000 多人，为非美籍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着听到的美国专家评论，是中国学子虽然成绩了得，但缺少了想象力。 　　后者可悲，大悲特悲，因为缺想象力是学术上最令人失望的评价。可不是吗？翻出来的意思是说：中国学子的技术很好，但没有创意。苏东坡的后人怎会没有创意呢？天可怜见！ 　　想当年在美国求学，教授们见我招招不依常规，以预感来去纵横，在课堂上不举手随意提问，认为孺子可教，循循善诱。这是后来被行内的朋友认为我可以单靠想象力而站得住脚的原因。后来自己在美国为人师表，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不管是鬼仔还是从香港去的，都善于想象。很明显，今天中国出外求学的被老外认为缺少了想象力，是因为出国之前被教坏了。我对教育的看法与内地及香港专家们的看法的一点不同之处，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天才，而专家们主张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设大部分学生是蠢材。这样，就是天才也当作蠢材来教了。上述观点的分歧，证据多得很。让我只从讲学与考试这两个角度说说吧。 　　讲学我是从来不做准备的。这让外人批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但我不备课不是为了偷懒，而是刻意地这样做。备课是举手之劳，花一点时间写下讲义，每次用时略为修改一下，授课时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选这一套。我要在学生面前集中思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就说错了。主要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想法有变说的也跟着变。学生要做的是跟着我的思路，与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离题万丈，他们也要跟着我离题。这样，听我一课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点是，我想象，同学们也跟着想象。 　　在经济学上，我曾经完全不抄笔记地听过五个高人的思路课程，全部是旁听、不修学分的。在洛杉矶加大有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艾智仁（A. A. Alchian ），在芝加哥有佛利民（M. Friedman ）、史德拉（ G.J. Stigler ）与夏保嘉（A. Harberger ）。 　　纯以思路表达的讲学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水平不稳定：有时精彩，有时平凡，而有时说错了。这不稳定不是大问题，因为一个学期过后，用心的学生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所获，而更重要的是会学得老师的一点思考方法。第二个困难则远为严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讲学不可以受到干扰。同学提出有关的问题可以，甚至有帮助，但完全无关的问题，或学生迟到、早退，或明显地在打瞌睡、谈话说笑、手提电话响声，等等，都是思路讲学的大忌。香港大学的学生就不断地给我这些干扰，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内地学子的专注聆听可得一百分，场场如是！这是我喜欢到内地讲学的一个原因。 　　转谈考试吧。香港和内地都着重考试，这“着重”是求知的障碍，而障碍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我说过了，考试是求学的其中一个方法，但不是目的，而香港与内地都有明显的本末倒置的倾向。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重于考试是重于教学生答问题，忽略了教学生提出问题。搞学问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不是起于答，而是起于问。学生不懂得问，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象力的。 　　我认为这几年到内地讲学得到同学的热烈反应，主要是他们没有遇到过我那种讲学方式。这使同学们耳目一新。纯以思路讲话，美国不难见到，但内地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译为普通话，学生听得清楚，通常是讲一个小时，让学生发问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太太和我全神贯注，很累，但学生们挤着站同样时间，也全神贯注，是很值得的交换了。那些批评我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根本不知道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广州的华师附中讲话，据说是广东省生源最优的中学了。高三的同学要大考，来听的是比较年轻的16岁左右的孩子。因为人多，好些带着小凳子进场，很可爱的。喜上心头，我对孩子们大谈自己少年时逃学钓鱼的乐事，怎样被逐出校门，怎样骗老师，跟着谈到23岁才有机会读大学，考历史可以怎样瞒天过海，考理论好比下象棋，而进了研究院后，少小时的钓鱼耐力与技巧就施展出来，写成了佃农理论。 　　在座的校长与老师们听着，木无表情，但孩子们非常开心，笑声、掌声不绝于耳。 　　到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个男孩子。他问：“教授呀，我听了你这番话，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那是为什么？”当时我想，这个孩子学得快，有想象力，可教也！   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  2000-07-20　20:44:23  大　中　小 　　不久前儿子就读的大学的医学研究院内发生一宗轰动美国的悲剧。一位病理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建树的教授，被他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徒弟杀了，该徒弟跟吞枪自杀。几年前在另一家美国大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国的留美学生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儿子是同学系，师傅是该系的头头，被杀的是副头头，所以儿子对这悲剧有一手的资料。儿子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里作研究的并不容易。凶手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到美国五年，是去年九月转到华大去的。他的英语有困难，到了华大四个月就知道不会被续一年之约。他的脾性变得很古怪，同事们避之惟恐不及，事发前两星期他买了手枪，死后在身上带要自杀的信。事发当日他到教授的办公室，关上门，外间的人听到争吵之声，跟就是枪声了。事发后警方初时以为教授要阻止凶手自杀而被误杀，但后来知道教授身中四弹。　　　　美国传媒的一般舆论，大致上是对的。那位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上上之选，但求学认真，学历很不错。问题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国是破釜沉舟，好叫将来能光宗耀祖。不被续约，前途茫茫，还有什幺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这是很多从落后之区到先进之邦留学的意识吧。老实说，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时，也有类似的意识。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初起的两三年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学问使我了迷，心焉向往，我就再懒得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一下子就走进学问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当自己的儿女要进大学时，我对他们说：「读书要为兴趣，不要为任何其它人而读。你们的成绩怎样我也是同样的爱，同样的喜欢。读书不要太认真，也不可强求，但假如你要有学问，你大约要有三年时间听不知音，食不知味，其它什幺事情也顾不了。」女儿大学毕业后，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对学问没有兴趣，不要再读下去。我当然不勉强。儿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没有理由反对了。　　　　遥想加大当年，图书馆内有为研究生而设的、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门有锁，可以独占。小房简陋，桌、椅、书架各一。重要的是这些小房间是在图书馆之内，自己要读的书不用借出，可把馆内任何书籍搬进小房内，离开时把门锁上，要读多久就读多久。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图书馆有办公时间，但大门常开，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你不用馆员服务把书借出去，图书馆是没有关闭时间的。　　　　当年，虽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时间是住在图书馆内的。我独占的小房内常备饼干、罐头汤、煮汤的发热针、睡眠与清洁的日用品。花了一点钱购买了一枝小灯，应有尽有，那就是我的学问小天地了。　　　　虽然我是念经济的，但读得苦闷之际，图书馆内的非经济读物，也就顺手搬来过瘾一下。去年底我写千禧回顾——《惊回首，感慨话千年》——那篇长文所用的中国史实，大部分是那时因为在苦学中要松弛一下而学到的。　　　　经济学呢？那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老师艾智仁在课堂上说：下一课我们讨论失业。我就将图书馆内所有的关于失业的论着搬进自己在馆内的小房中，痛下心机。到了下一课，艾师问：「什幺是失业？」同学研究生鸦雀无声，我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专家都胡说八道。」艾师很高兴，问我为什幺会是个「失业」专家。我如数家珍地从庇古到凯恩斯到森穆逊，不停地说下去，真的是博学多才了！　　　　同学们给我杀下马来，就向艾师投诉，说在大学图书馆内找不到关于「失业」的书籍。他们当然找不到，因为所有的「失业」书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锁在图书馆内自己独占的小房间中。　　　　主修经济，我当年所学当然以经济为主，但在那学问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历史、艺术、人类学、逻辑学、文学，还有什幺孙中山、毛泽东、马克思之类的。后来我曾经夸夸其谈，说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学的几个学系内任教职。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其所学也是包罗万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广。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大师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维德、阿罗、艾智仁、贝加、赫舒拉发、巴塞尔……等人，他们对经济学外的学问，也很有两手。这证明这些人也曾经进入学问的天地了。　　　　人类的知识是个宝藏，像苏东坡所说的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争取有两个困难。第一是要花点劳力、花点时间。我们要把心一横，老老实实地走进学问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宝藏虽宝，内里废物甚多。学问之道是要把宝物与废物分辨开来的。我们学时要考虑，要拜师，要有高人指点迷津。　　　　回头说那位杀师而又自杀的中国研究生，应该读过了不少书——他既是医生，也是博士。书是读多了，但也是读了。要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我可以肯定，这位仁兄从来没有为学问而学问，没有进入过学问的天地中。   不是专家谈教育  1999-03-13　21:16:19  大　中　小 香港纳税人对教育的慷慨资助，若不是举世无双也差不多了吧。我们花了多么多的钱搞教育，效果又怎样呢？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从美回港任教职十七年，我个人经验上的感觉是，中国的学生读书考试很有两手，但从学问的角度看，则乏善可陈。 近几年来，香港推行教育不遗余力。政府激增教育经费，大力推行委员会管治。 关心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言论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觉得好些专家的言论深不可测，听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专家，也就算了。然而年来我见到杨老弟怀康屡次大发牢骚，和教育专家们很过不去，我没有细读他的文章，也想回应一下。这不是我故意偏袒杨老弟，而是我认为他是后辈中，中、英文皆有难得的水平，而文笔以外也有学问，他发的牢骚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我是搞学问的，但却不是一个教育专家。在学问上，我的缺点很明确：三十年来不读书：中文下笔别字应有尽有；英语文法错得一塌糊涂！但我也有过人之处：中英二文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学问，我所知的足以摆擂台。 我提到这些，是要说明我是一个完全不依传统教育规则来追求学问的人。因此，我可以从另一个门径来谈教育，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别开生面，对教育之道加上另一种看法，总有点意思吧。  问题在于为考试而读书 简单地说，我是个纯从兴趣出发而搞学问的人，半点其他意图也没有。我认为兴趣是由自己发掘出来的，而这发掘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门学问的一些重点。我认为拜师求学，不是要求老师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可从书本、文章上读到，而是求他指点迷津，学他的思考方法。我也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莫大无比的金矿，也是苏东坡所说的清风明月，可以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要争取金钱不管用，但却要大费功夫。 很不幸，以上这些，香港的学生不知道。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学术气氛就搞不起。回港教学十七年，我从一开始就意图在自己的系内搞好学术气氛，但老是举步艰难。近几年来，校方给我们有较大的自由，同事之间的学术气氛有明显的改进，但因为没有学生的协助——没有学生在课室之外不断地教师研讨——成果怎样也及不上美国大学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学生永远都是以工作的出路——或为印在名片上的名衔——而读书的。可不是吗？几年前政府说有两万个山坡要处理，申请读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称霸的电机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让贤。也是几年前，学生不肯定回归后香港的法律行业会怎样，港大的法律学院收生收得很差劲；今天，该学院收生的成绩变得大有可观。诸如此类的，变来变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见过不下十次。当一个中学生跑来问我选修那个学系为上，我知道他不会是为兴趣而问的。我今天对类似问题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选出路，选兴趣，因为今天出路这系好，毕业时可能变了卦。 香港的学生对学术提不起兴趣，人浮于事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课本，考试局管考试、成绩、大学资助委员会管衡量，管研究。香港的学生于是从幼稚园起就为考试而读书，考试以外的知识他们漠不关心，中学的老师是以学生的会考成绩而定高下，老师自己有什么启发力，有什么创见，胆子再大也不敢搬出来。 近几年来，大学老师的研究，在委员的审核下，是以文章的多少及发表的学报国际性为依归，有没有内容，有没有料道，就完全没有顾及。委员们似乎不知道，一个稍有份量的创见，一个稍有影响力的发现或观点，往往是十年八载的功夫。  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和发问 我说自己不是个教育专家，是衷心的话。但我说的是正规的香港教育，非正规的我倒有两手。 举一些例子吧，一九七0年，我的一个外甥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跑到美国去跟我读书。孺子真的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我教他什么呢？第一，周末要跟我去钓鱼，不准读书。第二，垂钓或下棋之际我教他怎样找重点，寻兴趣，选老师时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师博而深。这位外甥的名字是S.Y.Chiu。今天，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哪一位研究细胞的学者会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一九七九年，我替两个在广州的外甥女办手续，带她们到美国跟我读书。到美之初，她俩面有菜色，英语目不识丁，但六年后因为有学问而有了专业。是的，七十年代，有十多个在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学子，到美国跟我求学，都有类似的成果。 其实，我这个非教育专家的所谓教育，教来教去都是那几句，学问要从兴趣入手，在重点出击。脑子要多休息，但读书时要集中，心领神会。任何一个科目，值得读的文章不多，所以以选文而攻之所花的时间应该比读的时间长。读不是信，而是考虑，所以每有会意，就要停下来细想。选老师时的唯一准则，是学问的水平，不顾其他。发问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题目，一见到老师就问。如上所说的法门，显浅不过，但全部都是与香港的教育制度脱了节的。 我教自己的儿女格外用心，是人之常情。儿女八二年从美跟我来港时，哥哥十岁，妹妹九岁。我为他们选校的问题，头痛了几个月。后来决定让他们入英童学校，痛心地放弃母语。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英童学校没有功课，回家不用读书。我认为儿童要多玩耍，尤其是那些有想象力的游戏。 事实上，儿女在中学时，若考试成绩特别好，我就有怨言。我对他们说，求学是长途赛跑，在中学时最蠢是跑在前头，所以考试成绩要保持在中上的位置，冲刺是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的。后来他们到美国进了大学，儿子问：“我可以发劲了吗？我说可以加一点，但将来若要读博士，真正发劲是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殊不知我这个傻儿子在大学一年级就狂发劲，我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住！后来我跟他作了一个协议：考试的前一晚不准读书。他当然明白：用脑是运动，跟其他运动一样，比赛前要休息。 今天，儿子在研究院，学医及基因研究，深明求学之道。他知道考试但求及格有余，而成就是以研究的贡献来量度。他很少用笔记，买回来的书读后都是全是新的。这些是但求理解而不论考试的行为了。 我的女儿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她在大学是选修英语文学的。我多次劝导，也不能说服她毕业后到研究院去研究些什么。可幸的是，她得到祖父的遗传，自小下笔成文。今天她在美国工作，因为文笔流畅而雇主大不乏人。女儿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当今之世，在知识投资上回报率最高的，是语言。香港的学生真的是糊里糊涂了。  不要迷信专家权威 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一个强词夺理的角度——来表达我对一些所谓专家的观感。在大学念书时，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了几句影响了我之后的一生的话。他说：“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但你要知道，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图或热情，来衡量的。” 清代有一个书法家，名叫包世臣，其书法理论名重一时。但我见包氏的书法不知所谓，一无是处，所以对他洋洋数万言的书法理论，连看也懒得看一眼。唐代孙过庭的书法达到师级，于是我对他论书法的名著——《书谱》——刮目而读，读之再三，就是自己不同意的地方也要细想几晚。书法比孙过庭高出两个马位的、宋代的米蒂，其论书的文字甚少，且有时故弄玄虚，有时前言不对后语，但我对米前辈的论书，每句视为至宝，就是不同意的也当为秘笈招式，久不久总要想一下。 我这个见人家在造诣上没有成就就视其言论如粪土的观点，错的机会是存在的。 评画的高手，自己不一定懂得画，但从或然率的角度看，要避免费时失事，要有相当的可靠性，我的观点是可取的。你要信一个大书法上没有建树的人的书法理论，还是一个书法大师的经验之谈？ 毋庸讳言，我是反对香港母语教学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不重视母语。我醉心于香港中国的文化。从《道德经》到陶渊明到李太白到苏东坡到徐文长到龚自珍而甚至到最近谢世的冰心，我有资格设馆授徒，而假若加上什么书画琴棋、甲骨文物、田黄鸡血之类，那我的所知就简直如教育专家，深不可测矣！ 我反对母语教学，有三个原因。其一，英语是世界上唯一的国际语言；而在电脑发达的今天，这国际性来得更重要了。 其二，英文的表达能力比中文强，但却很难学，难、难、难，比中文难得多。 英文的通用字起码比中文的多五倍，而动词千变万化，偶一不慎就词不达意。再者，识一个个英文的解法与怎样用那个字，是两回事，而中文却没有这个困难。不要以为考了什么英文试有好成绩，就算是懂英文。申请来港大的大陆学生，TOTEL试一般都在六百分以上（算是高分了），但他们付上的英文申请信，我没有看过一封是似英文的。 其三，在学术发达的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水平的论著，是没有中译的，就是有中译，译错的地方往往数之不尽。我不相信，一般而言，在一所母语教学的学校中，规定英语是必修科，就可以教出看得懂英语论著的学生。 我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天生异禀，阅读英文书籍可以一目十行，快如闪电。 张滔因此很有学问，几年前我发现他有一个秘密，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是建筑在他懂拉丁文的基础上，这是少林寺的功夫了。  搞教育不应夸夸其谈 我认为，要改善香港的教育，不应该以为国为民夸夸其谈的所谓大前提着手——夸夸其谈历来都是空空如也。我们要做的是把教育制度改变。变为让中、小学的老师可以发挥自我，可以不管教育署的课本规定，可以漠视考试局的考试。我也认为制度的改变要着重提升学生求学的兴趣，把老师的启发力放在第一位置。大学的研究，要以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来衡量，与爱国爱民是扯不上关系的。 很不幸，我认为以官立、官委的做法，上述是过于苛求了。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布坎南说得好：政府办学，纳税的人是顾客，但顾客却无权过问。以自由市场而知名于世的香港，所谓正规的教育竟然不依市场的规律，不容许顾客的需求决定教育的方向。 教育是否要由纳税人资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有客观的结论。但既然纳税资助教育事在必行，那么在情理上，我们总要对纳税人有点交代，要以纳税人的孩子所学的所值为依旧。多年前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的凭单制，其目的是以纳税人的钱搞私营学校，让纳税的顾客以“凭单”来决定他们要为孩子购买的教育是怎样的。  什么是想象力？  2000-12-28　13:52:24  大　中　小 在《传世的思想》一文内，我谈到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不一定是聪明之作，但一定要有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直指想象力（Imagination）比任何思想重要。我没有听过有关「想象力」的定义，或读过有关的阐释。很显然，「想象力」不容易具体地说清楚。但正因为不知道他人之见，我倒可以无约束地说一下，让读者考虑。有些人可以在数学上算得很快，快得惊人——这不是想象力。有些人可以一目十行，或过目不忘——这不是想象力。有些人智商奇高，其推理及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这也不是想象力。那是说，聪明才智之士，不一定有想象力。胸有实学的人的想象力也不一定是超人一等的。那是说，想象力是很特别的一种天赋，是创作思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一般人漠视了。   什么是想象力呢？先举一个例子吧。我认为以花比美人很有想象力。发明这比喻的人不一定聪明，而顶级智商的可能穷整生之力也作不出这比喻来。且让我举出一些中国诗人的「想象」例子吧。   单举唐人就够了。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杜牧：「落花犹似坠楼人」；白居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李商隐：「蜡炬成灰泪始干」。   从以上的诗句或文句可见，那所谓想象力都是以引用例子而成，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很有新鲜感。那是说，善用例子的人，其想象力总会有点瞄头，而智商奇高的不一定善用例子。   科学上，善用例子（有想象力）而创立石破天惊的理论的，首推爱因斯坦。屡见经传，此公的「相对论」是以例子想出来的。爱氏用例子之说容易相信，因为在当时，他不可能以观察到的事物或现象为依归。他只是以例子来想象。古往今来，以例子推理的成就来衡量，没有谁比得上爱因斯坦。  在其它科学上，以例子推理而有大成的例子数之不尽。以我熟知的经济学来说吧。在那所谓社会与私人成本分歧这个大题材上，经济学者用上三个如诗如画的例子。米尔（J.S. Mill ）的灯塔，使夜间的船只避开礁石，但船主不付费用而逃之夭夭。庇古（A.C.Pigou ）的禾田大地如茵，但火车从中经过，火花飞到稻穗上，损害而不负责。米德（J.E.Meade ）的蜜蜂翻飞，到百花齐放的果树采蜜，但却没有给果园主人付蜜浆之价。这些有名的例子都很有想象力，足以令人神往的。问题是这些大师以为举出的是实例，但其实与真实世界是脱了节的。这样一来，这些例子引导出来的理论，虽然传世甚久，却是错了。 触发高斯定律——那站在产权经济学中心的——所用的例子，不仅富想象力，近于幻想，但却是真的实例。该例子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东北岸上的人与出海的船只通讯，大家用上同一的波音频率，引起混淆。高斯（R.H. Coase）问，波音频率的产权谁属？以看不见的频率来论产权的界定，新奇过瘾，而跟着发展的产权理论就一日千里。 在实证科学上，有想象力的例子重要，但同样重要旳是要用实例。这不是说在推理时我们不可用空中楼阁的例子，而是推出来的理论的验证，迟早都要用实例。因此，一开始推理就用上实例，可以省却一重功夫。 用上精彩、恰当而又有启发性的例子，是想象力的表现了。然而，有些富于想象力的成就，其所用的例子过于直接，使人觉得没有用例子。 奥国和尚门德尔（G. J. Mendel ）在百多年前发现的遗传三大定律，是在教堂的后园种豆，观豆的高矮与豆花的颜色变化而想出来的。令我最心折的科学发现，门德尔的遗传定律仅次于相对论。作学生时我读到门德尔的贡献，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不停地想，这个和尚怎会无端端地到后园种起豆来的？当时的世界，是相信由血遗传或其它怪诞不经的见解。门德尔的想象力使我越想越佩服。他以种豆推理，是用上一个大有想象力的实例。 上文所谈的想象力，都是与「例子」有关的。例子可以是实例，也可以是虚构。说一个人有强的想象力，是说例子选得恰当，扣人心弦，有启发力，往往转换了一个角度，使人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另有天地，可以看得更远、更广阔的。 有些造诣的想象力是用不着例子的。说下象棋吧。这玩意主要是推理，但高手的神来之着，往往表达着不凡的想象力。有时我们可以说下棋的想象是前人走过的例子，但国手胡荣华在文革期间所走的棋，常有前无古人的着法，而这些无迹可寻的，似乎不是推理那么简单。无以名之，我称之为「想象」。美国昔日国际象棋天才费沙（Bobby Fischer ）走得天马行空，专家的评论认为不可能是推理想出来，故又称之为「想象」。数学的天分与下棋的不同，而一些超凡的数学天才，不用例子而无端地想出一些定理，惊世骇俗，又被称为想象。用例子的想象力已不容易具体地说明，不用例子的更是无理说不清。 想象力是一种天赋。但那不是智商，不是推理，不是记忆。当然，有了想象，以智商推理是很自然的事，但想象力的本身却与智商无关。以花比美人，与智商有什么关系呢？ 说了这么久，那么想象力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想象力是一种联想。以例子想象当然是联想，不用例子的下棋或数学的神来之笔，智商再高也不一定想得出，推理推不到，但联想却可以别开生面。 联想有一种特异功能。风马牛不相关的事，可以被扯到同一问题上去。你说李贺，我想到爱伦坡；你说徐渭，我想到梵高；你说辛弃疾，我想到法国的印象派。这些联想是想象力，虽然很平凡。你提出任何经济上的问题，我都想到产权那方面去。这是高一点的想象力。不知奥国当年的那个和尚，凭什么会想到以种豆为例子的？爱因斯坦怎会想到以一个人飞行快过光来作比喻？ 高斯曾经对我说：「不管你说什么，我总是想到马铃薯那方面去。」这听来是很蠢的吧！高斯的成就，以想象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