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出版或消亡(关于大学强迫教师发表文章)

论文类型：议论文

论文字数：

论点：孟德尔,发表,学术

论文概述：

报道说这些不幸可能起于大学强逼教师发表文章。后者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势，香港的大学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国内不少大学也有不按期发表文章就「玩完

论文正文：

张五常 发表或灭亡 一 五月二十九日的《商业周刊》报道中国的学术发展，提到神州大地搞学术的抄袭盛行，而出术提供假的或不尽不实的研究结果看来普及。该报道说这些不幸可能起于大学强逼教师发表文章。后者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势，香港的大学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国内不少大学也有不按期发表文章就「玩完」的要求。 学术行内抄袭文章不限于中国。我最欣赏的英国学术传统也有。那本难得一见地精彩而又可读的书——T. Watson写的《The Double Helix》——叙述五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剑桥发现DNA结构的典故，是英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研究者勾心斗角，明查暗访，令人读来不忍释手。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此书非读不可。该书明确地显示我们敬仰的学者绝不神圣，读起来比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还紧张刺激，卖得洛阳纸贵。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来决定了出版，跟着因为牵涉到的人事「秘密」太多，过于敏感，推却了，弄得满「园」风雨。有些版本细述哈佛「转軚」的故事，也精彩，读者不要错过。 我自己永不抄袭。任何来自外间的启发，我皆直说无误。不是天生君子，而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自己「怪」见太多，尽可能入他人之「帐」会减少自己的负担。其二是提及他人有类似的想法会增加一点说服力，就是说他人错了这说服力也会增加。不少学者很吝啬，抄过来的可能性甚大，但不提是他家之说，可能博一博，希望会被认为是没有关连的独自发现吧。 至于制造不尽不实的「假」报告，一个可能是愚蠢的行为。经济学行内，有些「假」货不是自取灭亡的蠢行为。有两种。其一是不重要的研究报告，通常没有谁会去重复研究，就是有人发现是「假」也不会引起注意，作者于是瞒天过海，有文章发表，在大学赚餐饭吃，运情好的得个正教授。其二是不少学者天生低能，用资料犯了规，作出骗人的玩意自己也不知道。 假制重要的发现或研究成果，自取灭亡无疑问。重要的研究往往有人重复再做。在比较重要的题材上——例如佃农理论、蜜蜂传播花粉、件工合约、租金管制等——我当年尽可能做到没有人有胆反驳，即是没有人会指出我在事实上出错。这里的秘密是争取细节。细节愈多愈详尽，好事之徒愈不敢挑战。另一方面，不重要的研究不值得做，所以来来去去都是苦工。 这种细节详尽的研究麻烦兼头痛，要魄力与时间。唯独《蜜蜂的神话》一文，详尽的，调查兼动笔只用了三个月。执到宝。当时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编辑是高斯，他知道该文重要，委任一个助手从头到尾复核该文引用的所有资料，包括我找到的果园主人与养蜂者的合约，文内提及的租蜂收入等，就是碎纸半张都要求我提供，作为校对之用。复核了整个月，半点错处也找不到。这是高斯后来评为不能被超越的实证文章。 学术研究也有名牌效应这回事。发表了几篇细节详尽的，有了名牌，行内再没有谁质疑我的资料报道。得到甜头，但自己知道资料精确的文章不容易，一不小心总要错一下。这些年老了，易累，分析中国，当然是重要话题，但一星期三篇专栏，资料的错漏无可避免。于是只求大概地对，马虎一下，可惜大概地对也愈来愈困难了。这是倚老卖老，后生小子千万不要仿效。寄语后学：出道时拼命写几篇细节详尽的文章是好投资。 是的，搞学术是追求真理，要执着，要有好奇心。不执着，没有好奇心，不要搞学术。搵食的方法数之不尽。 二 上文提及，搞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好奇心。然而，七十年代起自美国大学的「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行规，跟执着与好奇混不起来，水火不兼容也。这是悲剧。当时我刚好在那里出道，亲历其境，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给读者说说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市场好，尤其是经济学。当时一个博士毕业生要在一家不错的大学获得一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职位，不困难。合约一律三年，三年后续约三年，表现差强人意可以过关。问题出现于作助理教授六年后，校方要决定给不给终身雇用合约（tenure contract），得此约者会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不获此约要离职——炒鱿是也。 看官须知，博士毕业约二十七岁，六年后是三十三，多半成家立室，得不到副教授去找工作，没有谁不知是被炒，名望较高的大学一般不考虑，较差的也不容易，是可怜情况。是的，成家立室，有了孩子，得不到那纸终身雇用合约惨过败家。重点是争取副教授的终身雇用合约，会否再升为正教授不大重要：做得好的通常再等六年，有些大学要等一世，有些则认为正教授不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学），「副」之后一两年就升到「正」。 灾难的出现，是越战（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该战对美国的广泛而又深远的祸害，罄竹难书。经济不论，本来发展得非常好的学术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首先是美国当时还有强逼征兵制，无端端要青年弃学从军，去打他们不知为何要打的仗，校园动乱，镇压死人。当时美国的「愤青」不少。效果是越战之后，根据某调查，大学老师迫着「放水」，学生的平均成绩上升了不止一个整点（成绩及格是二点零，最高是四点零，平均被逼上升了一点以上，可谓惨情）。博士论文呢？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第三十八个经济学博士，几年出一个（我是五年来第一个），后来一年出五、六个。 助理教授呢？越战后期起要获取终身雇用合约，很困难。当时通胀急剧，大学一般经费不足，不容易通过。是灾难！那些平庸正教授否决某子终身雇用，给骂得狗血淋头不用说，就是真大师也遭侮辱：「你浪得虚名，算是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开辩论吗？」这些往事我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在系内判断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这形势下，大学迫着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观衡量学术贡献的客观衡量准则，于是，数学报文章、排列学报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现了。这是今天「发表或灭亡」的成因。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发表或灭亡」这回事。有的，不重视，而重点大学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数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车，所以能够发表七八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强逼我发表是作白日梦。不会杀了你，但会认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辈基尔\'庄逊对我说得清楚：「要升级，不用发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写下来，好叫大教授们可以读；如果懒得写，你要多参与研讨，好让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个层面。」六九年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算是首份正规工作，起笔就是副教授，有终身合约，几个月后同事给个面子，没有要求也一致建议升我为正教授。系主任诺斯要我提供发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发表了的十多页。诺斯问：「还有其它的吗？」我回应：「有的，但那十多页应该足够了。」这是尊重芝大的传统了。 少读他家之作，但去年几位老了的旧同事说，三十年来有启发性的经济文章凤毛麟角。在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效果是灭亡！   创意思维逼不出来 2006-08-17　 在《还敛集》写了两期《发表或灭亡》，批评今天的大学对发表文章的硬性约束。学术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启发性的思想出现后，往往需要很多验证工作跟进，而这后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但有新意、有启发性的思想，说易甚易，说难极难，其出现一般起于好奇心与从事者锲而不舍的追寻。两样都需要：好奇心的驱使为先，有了创新的理念，跟进的工作「强逼」一下也无妨。 是不幸的问题。学术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创新者，跟进的工作，虽然在自然科学上有机会拿得诺贝尔奖，大英雄怎样也算不上。是的，跟进的实证研究容易吃力不讨好，但总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象力有所不逮，难以创新，老老实实地花整生工夫作跟进实证，我佩服。问题是以强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来的结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应得，而是废物。鼓励甚或强逼学术研究是头痛话题。一方面，要促长研究，政府或大学可以「强逼」一下，或以什么研究金鼓而励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质驱使，逼出来的废物甚多。 同学们告诉我，今天国内的抄袭行为严重，主要的研究学报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约束。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当鼓励学术研究的意图明显。申请研究金不困难（中国可能是今天最容易获取研究金的国家），研究项目称「课题」，政府资助绝不手软。可惜效果平平，学术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难尽，让我从一些实例说说吧。 百多年前奥国有一个和尚，叫孟德尔（1822-1884），不知为什么想到在教堂的后园种豆作实验：以不同颜色的豆花与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种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记录要详细，然后这个和尚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天赋，想出今天所有大学还在教的、遗传学中的孟德尔三大定律。 这个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小书，手写的，跟着手抄了几本寄给当时欧洲的知名科学家。只有一个回信，说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继续。是客套话，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到尽头，遗传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个。他继续种豆，到死为止。死后五十八年，另一个科学家无意间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孟德尔的手抄本，惊为天书，传开了，举世哗然。 当时遗传学说在欧洲搞了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思维集中于达尔文（1731-1802）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寻求解释。遗传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参与者无数。依照达尔文的理论，研究者认为，老鼠的长尾巴显然没有大用场，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后代的老鼠尾巴应该变得愈来愈短。但没有，老鼠尾巴的长度依旧。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解释不了遗传——那籍籍无名的和尚手稿，当时给科学界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没有孟德尔在后园种豆，后来的生物学家不会想到有DNA这回事；找不出DNA的结构，今天的生物学决不会是那样光芒万丈的。不容易想象有比孟德尔更重要的科学贡献。作学生时我老是问：为什么那个和尚会花那么多年在后园种豆呢？绝对不是为了名望——要死后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钱酬报也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和尚种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当然不可以没有天赋，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执着，不放手。朋友，一个社会在学术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没有孟德尔这种人，而明显地，这种人是不能强逼出来的。 感谢孟德尔，他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研究的意识：以好奇心出发，然后锲而不舍地追寻。不只孟德尔，在他之前的经济学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个。史前辈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不为名头，生活有富人帮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么的。当年读《国富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怎可以发表这样的巨著？作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满英伦三岛，后来辞去教授之职，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处观察，参考数据，作下笔记，于是学富五车，写成了《国富论》。我敢十万博一，在今天大学的「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这样水平的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像孟德尔一样，史密斯也是为了好奇，也执着，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执着，不放手，六十五岁退休后动笔，写成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有人说我说这三卷《经济解释》高于《国富论》——胡说胡说，从来没有说过，但其它的经济巨著我有没有如此这般地说过我就不敢担保了（一笑）。好奇、执着、不放手，杀出重围之后夸夸其谈一下用不着杀头吧。讨厌那些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成就而批评我早就放弃了学术的人。在「发表或灭亡」的局限下，这些人变得麻木，不知学术的真谛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我是过来人，对整个发展的来龙去脉知得详尽，何况在极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后左右的师友皆一时才俊。今天回顾，我想不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有哪一项比较重要的思维是因为迫着要发表而想出来的。 回头说中国目今的学术发展，个人认为不对头的，要怎样改进不容易。言论与出版的约束肯定有碍，但放宽了恐怕也不足够。有了创新思维的跟进工作，政府资助会有助，或可强逼一下。问题是创新的、有启发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钱就买得到，更不容易逼出来。 要培养学子的好奇心，要使他们明白学问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回报，而尊重甚至仰慕学者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了。这是说，今天中国需要的是风气的培养，即是学术气氛的问题。几年前我赞国内的学术气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况。今天国内的本科气氛还不错，但研究院很有问题。研究院是龙头，其学术成就搞不起，没有启发性，本科早晚会受到不良影响的。 中国开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