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形势下深化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用的问题,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来分析，如何改进财政和货币政策？...

讨论新形势下深化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用的问题

运用经济生活知识来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应该进行供给方面的改革。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仍应保持。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赖于市场机制来实现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市场监管并非万能。市场监管是自发的、盲目的和缓慢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推进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需要实施相互合作的五大政策支柱。 首先，宏观政策应该是稳定的 我们必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二，产业政策应该准确 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

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来分析，如何改进财政和货币政策？...

运用经济生活知识来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应该进行供给方面的改革。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仍应保持。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赖于市场机制来实现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市场监管并非万能。市场监管是自发的、盲目的和缓慢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讨论新形势下深化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用的问题范文

摘要:本文就新形势下深化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作用所讨论的相关问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思考。本文首先探讨了新形势下财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与财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从“十三五”期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出发，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大背景，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探索财政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途径。最后，展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发展的光明前景。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税制改革；供应方；发展；路径；

在新形势下, 2017年全国“两会”提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1)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适度扩大总需求, 加强预期引导, 深化创新驱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的局面, 指出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期, 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奋力开创新局面。 (2)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项改革措施也正向纵深推进, 我国经济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二, 创造性地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不断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发展与进步, 特别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 不断创新发展方式, 深化各项体制、机制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8年5月18日, 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得失经验总结和对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预测的基础上, 归纳出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 内容清晰, 呈体系化的, 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框架。它不仅是对前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绩效的理论总结, 也是指引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灯塔。 (1) “中国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然要顺应新形势继续向前向纵深完成改进、创新和再造。中国道路的前行和中国模式的创新, 离不开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运作。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 在国家运用的各种手段中, 最重要的是经济手段, 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 其作用的发挥与现今的财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大到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小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财税体制改革, 都显示出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为人民群众谋福利, 人民群众利益福祉的获得与社会机制体制改革的推进紧密相连。以下要讨论的新形势下深化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用的研究,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的必要思考。一、新形势下财税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始终是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旧的财税体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 尤其是暴露出结构性矛盾的问题, 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局面, 阻碍了新形势下财税事业更好的发展。因而, 就必须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探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破除不适应当前财税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艰难阻碍, 寻求更完善、更健全的财税体制, 发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新形势下财税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地区间贫富差距较大,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 (2) 基本公共服务仍不能覆盖全体人民群众。一些地区的人民仍然非常贫困, 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的人口缺乏谋生技能与手段, 部分人口仅仅依靠专项扶贫资金勉强维持生活。教育资源匮乏, 教育质量有待提高。一些贫困地区儿童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只能接受短暂的教育, 提前中断学业进入社会谋生。农村医疗资源短缺、医疗服务水平与城市差距较大、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有限, 因为客观经济条件及个别群众受讳疾忌医陈旧观念的影响, 一些家庭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一些贫困地区住房条件差, 不能经受极端天气, 一旦极端天气产生危害, 将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一些支农惠农项目的规划设想较好, 但实际在落实过程中执行力不够, 甚至还可能产生执行过程中理解方面的偏差, 造成支农惠农项目的开展成效不显著、农民受益程度有限的情况。第二, 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 目前还存在一些应由市场自由竞争的服务与项目, 地方政府仍未完全放手的情况。企业若未能完全享受市场竞争带来的利益分享, 公众享受公共服务的质量也可能会有所降低。当前税收执法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实现依法治税的道路任重而道远。现行税收执法的过程中, 存在该征的缓征、征多征少存在弹性、地方出台的税收政策过多过杂,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掌控着税收入库进度的问题。这样一来, 原本企业的税收状况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功能就失灵了, 企业的经营情况不能真实反映当前的经济状况, 中央也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第一手的经济数据与信息, 相关政策的出台就会与实际情况相较产生偏差。由于当前税收征管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弹性, 对于界线不清晰的企业, 若存在打擦边球的情况, 就有可能产生权力寻租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中央虽收紧了地方税务部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的口子, 但在往期政策沿用执行过程中, 仍可能存在企业过多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造成税款流失甚至权力寻租行为。第三, 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 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明晰。在一些中央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较模糊的地带, 存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某一方“吃亏”的情况。有的项目地方做了, 却未得到中央的补助;有的是地方可以或应该完成的项目, 中央出了钱, 转移支付制度尚待完善。在收入分配问题上, 存在政府间的博弈的行为。楼继伟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专著中, 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改革的思考作了说明, 他就指出存在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明的情况。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省以下财政体制不健全、预算管理隐含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机理、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以及中央对地方预算约束软化等都是有待破解的难题。 (1) 在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问题中, 需探究最佳的配比模式, 让事权与支出责任在最大程度上匹配, 减少政府间相互博弈带来的负面效应。第四, 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尚待提高, 一些跨年预算项目的规划缺乏系统性。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坚持从2009年到2016年, 每年制作一册《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他们发现, 我国财政透明度虽逐年有所提高但进度缓慢, 整体水平依然很低;政府不少部门公开意识缺乏并存在种种顾虑, 主动公开的意识还有待加强;信息公开的法律级次与要求不高 (2) 再以预决算公开的情况为例, 虽然很多地区都已经开始根据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开展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工作, 但公开程度不一。有的部门未能认识到公开工作的严肃性, 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开或是不公开, 或是公开的数据不正确, 或是公开内容过于专业晦涩, 或是对公开的内容未能解释说明而达不到因公开而接受有效监督的效果。政府预算体系仍待完善, 存在跨年度预算不平衡, 缺乏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情况。一些预算项目本应在几个连续的预算年度内完成, 却因缺乏合理的规划, 只安排了一年的预算而造成项目的拦腰截断, 项目未能继续而变成半拉子工程, 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些项目预算周期过短, 一味地追求当年的预算执行率而造成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况, 未能实现预算执行的均衡性。第五, 地方债务规模过大, 政府偿债负担繁重。地方政府存在债务举借缺乏规划, 投资建设基础项目过热、过火的情况。有的地方未能充分考虑政府财力, 又关注政绩工程, 在债务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仍然不断举借债务超过负荷,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债务规模越来越大, 利息支付压力越来越大, 加重了偿债负担。化解债务风险能力有限, 化解债务风险的途径和手段单一, 债务分析预警机制未能发挥很好的效用。另外, 企业转型升级方面, 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意识不强, 缺乏有效的政府引导。在企业转型升级指导方面, 政府虽大力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但一些企业仍在自有模式下进行生产加工, 一些利润高但环境消耗代价大的企业未能认清转变思路进行转型升级, 一来给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 二来对转型升级后的目前相对高成本的环保型企业带来冲击, 给政府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总体工作部署带来压力。二、探求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创新了各项财税制度, 而新的制度可以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 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于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调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财政政策的作用发挥在改革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下就财税改革的具体实践, 结合“十三五”规划中所涉及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 进行分别论述。(一) 放大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 向贫困地区提供以财政资金供给为主的多元供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也是独一无二、世界首创, 既是中国特色的典范, 又是中国模式的光彩写照。各级政府正逐步走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的财政体制改革发展道路, 让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惠及全民。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 习近平强调,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党坚定信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1) 2016年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超过1000亿元。 (2) 打好脱贫攻坚战, 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全国各族人民,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打破现有的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的格局, 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这也成为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方向。在充分考察、掌握情况的基础上, 向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资金的供给, 此外, 更应注意提供智力支持、先进的生产物资的供给。除了转移资金到贫困地区外, 更应传授先进的教育、文化、技术, 让贫困地区群众能够获得更多元化、更贴近地方需求的供给, 让贫困地区劳动力掌握更多技能、释放更多生产力, 打破贫困局面, 消减两极分化, 实现共享发展跨越。(二) 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税收可以有效调节企业生产发展, 税收制度的改革深化同样需要提供税收制度方面的有效供给。结合中国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和活跃的市场经济, 也要求我国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税种科学、结构优化可以促使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形成税收导向。例如, 在一些鼓励环保型企业发展的税收制度执行过程中, 可以做到逐步淘汰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 有利于环保企业的生存发展。税种科学, 要求政府充分分析税源以及税收结构,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关注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分支。结构优化, 要求政府部门及时、全面地纠正征管过程中暴露的征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税收结构更趋优化。 (1) 避免税收征管过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需要法律的完善。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 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 税收工作开展的规范公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体现。在公平、健康的法制环境中, 国家可以依法取得税收, 从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治税是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三)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中国财政体制较其他国家复杂, 有五级财政,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体制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要振兴中国经济, 就要在五级财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坚持发展自己的道路,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事业发展模式, 创新财税事业的机制体制。邓小平同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鼓舞了人民的自主劳动积极性, 重建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打破了吃“大锅饭”带来的种种制度弊端。这同样可以类比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处理问题上来。地方政府可以类比为个人, 中央政府类比为集体, 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出台带有竞争性的措施政策。在组织中央和地方收入时考虑地方税收收入创收的自主性, 给地方适度的自主权;在考虑中央事权与地方支出事权时, 创造转移支付补助的竞争机制, 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权限不明晰的事务就会从被推诿到被“争抢”。不妨从正面激励的角度来奖励那些主动承担中央与地方共担责任支出事务的地方政府, 奖励的部分地方可以自行统筹安排。这样, 可以更好调动地方组织收入、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跨地区支出责任的承担也应纳入到政绩考核中, 用正的外部性做激励引导, 目的在于利用财政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 在各地事权与支出责任间构建起合理、对等的匹配结构, 为有序推进改革做好基础工作。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划分问题其实牵扯的就是政府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更是中央与地方事权结构安排的重要问题。因而, 在追寻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基础上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路径的创新发展成为了中国政府迫在眉睫的考量。破解中国式财税发展瓶颈和难题, 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与创新, 寻求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发展的新路径, 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符合我国的具体工作实际, 解决我国的结构性矛盾问题, 提供有长远规划、适合国情发展的财税制度供给。总之, 在中央与地方事权间界限的界定的过程中, 中央应充分关注到因地方供给不足而造成的中央供给缺位, 也要充分利用激励机制调动地方弥补自身供给不足的积极性。(四) 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 让人民分享信息共享成果, 满足人民信息知晓的需求。建立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成为财政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又一要点。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预算法》对预决算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确提出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单位都要进行预决算公开, 公开内容也更加细化, 让公众了解政府财政支出安排结构, 确保政府花钱更加透明有效。近年来, 财政部对全国各地的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检查结果对社会公布。可以从《2016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不断加深, 这也成为了高校智库有效促进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成功典范。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完善政府预算体系, 还在于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监督体系。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 让财政监督部门拥有更多的途径进行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今后, 政府信息公开将更趋常态化, 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信息公开的主观能动性, 让民众能看懂、能领会所公开的信息, 从而让民众有效地参与社会监督, 充分享有知情权。还有, 近年来, 许多地方开始实行公款的竞争性存放, 招标、开标的过程向社会公布, 这也是政府行政公开透明的表现。信息公开是为了便于社会的监督, 更好改进支出结构与更好进行规划安排, 从而有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更多的信息供给, 不仅打造了信息共享平台, 提供给人们所需要了解的信息事务, 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举措。(五) 完善政府预算体系, 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我国政府在总结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 意识到要避免短期效应, 制定了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改革目标。改革目标结合财政工作实际, 弥补以往的预算管理周期过短而带来的不足, 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注重了财政政策本身周期性实施的特点。例如, 让一个既定的需要跨年度完成的项目政策能在较长的预算周期内有效连贯地实施下去, 可以发挥政策最大的效用。建立全面规范的预算, 强调预算管理做到收入一个“笼子”, 预算一个“盘子”, 支出一个“口子”, 实现全口径预算。全口径预算由点带面通盘考虑整体财政预算的方方面面, 是考虑整个财政收支结构的重要举措。政府部门还可以运用科学的财政收支评价方法来对财政收支状况进行合理性的评价, 为科学合理规划今后的预算提供基础保障。财政规划管理要配合对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分步骤、有计划逐步开展实施, 在每个阶段重点完成既定规划目标。长期规划调整还要分步骤、有条理地实施, 留有余地以供调整, 从而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总体步伐。(六) 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 设置合理的举借与偿还债务的模式, 做到资金效用充分发挥、金融风险可测可控。截至2015年年底, 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 全社会杠杆率为249%。 (1) 目前虽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 但债务规模十分庞大, 庞大的债务规模也给地方政府的偿债带来一定的压力。现如今, 经济下行趋势依然明显, 地方债的归还途径也明确有限, 因而探索更科学合理的举借与偿还债务的模式也成了财税改革的必然。首先, 盘活存量资金, 唤醒沉睡的财政资金, 减少举借债务与增加偿还债务的可用财力, 让减少举债和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偿还债务成为了可能, 从而获得更好的资产负债的比例结构。扩大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规模, 降低利息负担约4000亿元。 (2) 李克强提出部署盘活和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资金, 有效支持经济增长。盘活存量资金可以将“家底”了然于心, 有多少债务需要用财政资金偿还, 有多少沉淀资金可以“再生”利用, 有多少历年结余可以重新安排。这些都成为了控制地方政府举借融资规模所做的准备工作。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在于PPP模式的实施推广。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即公私合营模式, 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82年提出。PPP登陆中国, 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 给地方政府债务举借缓解压力, 并为经营成果与民众共享提供了可靠出路。同时, 还应建立不同的债务风险等级的管理系统, 实时监控政府债务, 做好风险防范, 让政府资产负债的构成稳定安全、风险可控。债务的合理消化不仅逐渐化解了潜在的风险, 更可以整理出更多的资金空间, 得以盘活更多的可用财力, 为热点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资金供给。(七) 健全优先使用创新产品、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 充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绿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创新产品, 其实就是鼓励创新产业。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键点之一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二○二五》就是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 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 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纲领性文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因为信息技术的渗透, 折射出新的光芒。绿色产品, 绿色GDP的发展观念, 体现了人们对于环保、绿色、健康、和谐发展的需求, 催生了绿色产品、科技创新产品, 企业应迎合需求, 提供人民需要的新型产品供给, 同时也让中国模式增添一份温馨的绿意, 中国制造向着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步伐迈进, 走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 构建绿色、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产业结构。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倒推市场引导的作用, 让采购政策成为产业发展的导向, 让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成为企业的运营目标。挖掘国内消费需求空间, 形成政府政策导向, 引导产业向中高端与有效供给方向发展。创新产品、绿色产品让中国产业发展模式有了崭新的导向, 也是创新财税发展模式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切入点, 更是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绿色产业引导作用的关键一环。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事业发展前景展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财政和财税体制在国家治理和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定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 财政政策未来所发挥出的成效一定会颇为显著, 成果也将是喜人的。未来的财税发展将会呈现出全国统一的市场, 现代财税制度将更加完善与健全。税收管理实务中, 税种的确定将更科学、结构将更优化。全国各地将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 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全面彰显。财政政策的完善将促成财税各项事业开展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 有效避免腐败的滋生。中央地方权责分明, 中央与地方政府携手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预算更加公开透明, 人民能更好地参政议政, 全面地监督财政资金的流向, 更好地实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效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 政府采购将很好地引导企业的转型升级。总之, 未来的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必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块经济基石。深化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其前行的道路漫漫, 唯有坚持与创新, 坚守和改革让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下的财税事业有更加长足的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探索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体制发展新路径, 将会把财税事业的明天建设得更美好。让我们激发同心同德的精神和力量, 凝聚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勇气, 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如期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 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注释1 国务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政府网, 2017年3月16日。2 人民日报社论:《主动适应新常态奋力开创新局面》, 载于《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12日。3 纪玉山、刘洋:《“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探索、争鸣与重识》, 载于《学术交流》2014年第2期。4 国务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政府网, 2017年3月16日。5 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6 上海财经大学:《上财发布〈2016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搜狐网, 2016年11月28日。7 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 新华网, 2015年11月28日。8 国务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政府网, 2017年3月16日。9 国务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政府网, 2017年3月16日。10 白龙、黄庆畅:《依法治国:公平发展的中国抉择》, 载于《人民日报》, 2012年11月1日。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中国债务总额168.48万亿元在可控范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2016年6月15日。12 国务院:《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政府网, 201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