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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80字硕士毕业论文胡适两种不同思想的文言和白话语言学理论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论文字数:39780字
论点:胡适,语言,文学革命
论文概述:

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认为,语言真实地记录了每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点。“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各种观念是如何按照偏见和热情组合起来,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是如何形成一种与

论文正文:

“五四”新文学运动只有在前几个字“

之后才能取得迅速的成功。然而,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特别是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我们发现,由于时代的局限,发起者自身知识体系的局限,以及“(先驱者)他们的大部分思想是指尚未完全消化的西方文学经验,他们渴望解决时代变迁和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紧迫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疏忽或极端”[2。先锋们没有从语言的角度对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甚至文化革命进行科学论证。胡适“废文言用白话”的白话文学理论无疑是正确的。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胡适的论点很肤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五四”文学革命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用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理论来重新解读胡适白话文学理论的内涵。

 一、以文学工具(语言)变革为突破口的胡适白话文学理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先从文学工具层面提出“文学革命”思想的是胡适。1915 年,在美留学的胡适撰文提出“文学革命”的想法。在这篇论文中,开始触及“文字”死活的问题:“汉文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之文字也。)”也许正是文白死活对立这一思路,使胡适的注意力很快脱离了“文字”问题,转而关注文学问题。1916 年,胡适最终形成文学革命的完整思路,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从论文字的死活到论文学的死活,这一思考过程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字形式(工具)”的变革上。从而,“文学革命”的重点也自然转移到文学语言方面。他从语言的角度出发,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因此其理论也可称为白话文学理论。
1917 年 1 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文中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其关键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是中国新文学发轫的标志,它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从晚清就已开始的中国文学改良运动直到此时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出现了质的飞跃,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了现代阶段。因此,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18 年 4 月,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胡适选取语言这一突破口来发动思想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使文学革命的目的突破了文学本身,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迅速取得成功并巩固下来的根本原因。白话文倡导之初,曾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然而,“文白”论战的双方均未能提出具有说服力的道理。反对派代表著名翻译家林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当时胡适读了这句话,“忍不住大笑”,后来又套用这句“可笑”的话嘲笑章士钊,说章是“白话文之不当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其实,胡适对于白话文之“当作”,同样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胡适所说的“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等等,都缺乏深入的语言学理论分析。当时,西方语言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语言哲学理论更不发达,加之胡适等人急于解决的是时代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迫切问题,因此对语言的本质问题缺乏思考和研究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二、文言与白话的“死、活”“优、劣”辨析 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根据是: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所谓“半死的语言”,胡适解释为:“文言里面有许多现在仍在通行的词汇,同时也有些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胡适所谓的文言的“死”,还包括不讲文法、乱用套语、大量用典故、讲求文词对仗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均有论述。而白话的“活”主要表现在:“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更为重要的是其文法,胡适说:“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语言的确有“死”、“活”之分,但“死”、“活”的标准不在于其优越与否,而在于其使用与否。正在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哪怕它极其繁缛,极不合理,有极大的缺陷,需要改革,但它是活的。不被使用的语言,哪怕它非常简洁,非常合理,有很多优点,它也是死的。活的语言无法废除,死的语言不废也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语言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现代西方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事实上,文言文在当时并不是“半死的语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便用文言写成,胡适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用“死文字”倡导“活文学”。1917 年,胡适和《新青年》同人一样,撰“文”用的都还是文言。据黎锦熙统计:“这年陈仲甫主撰的《新青年》杂志,首先提倡‘文学革命’,第一篇是胡适底《文学改良刍议》(2 卷 5 号),第二篇是陈仲甫底《文学革命论》(2卷 6 号),第三篇是刘复底《我之文学改良观》(3 卷 3 号)。但这三篇都是文言文,其他白话作品也很少。如胡适所译的短篇小说《二渔夫》(3 卷 1 号),刘复译的短剧《琴魂》(3 卷 4 ),陈仲甫在北京神州学会讲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3 卷 3 号),又在天津南开学校讲演的《近代西洋教育》(3 卷 5 号),这几篇虽然都用白话,但小说戏剧和讲演稿之类,向来照例也多用白话的。讲到文艺底创作,只有胡适底白话诗(2 卷 6 号)和白话词(3 卷 4 号),然而还是因袭旧诗的五七言和词牌。至于白话论文,只有刘复《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3 卷 5 号),钱玄同与陈仲甫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3 卷 6 号),勉强可以算得,此外便没有了。”可见,文言文当时还在被广泛地使用于书面语体。语言的生命在于被使用,只要是在被使用,就不能说是死的或半死的。胡适所列举的“死文字”的例子是:“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溺’,今人叫做‘尿’。”;“‘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骑马’仍是日常用语;‘乘马’就是个死词,事实上已不通用了。”胡适这里所说的“死文字”,其实并没有死,即使到了今天,作为现代汉语书写符号的上述汉字,都还在被普遍使用,只是有些词在现代汉语中不再以词而是以语素的身份出现罢了。根据现代汉语 3000 常用词首见年代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截至清末,已有将近 75%左右的现代汉语一般常用词活跃在当时的书面语中”。可见,单以文字的使用情况来说明文言的“死”,是毫无根据的。 二、文言与白话的“死、活”“优、劣”辨析……………3三、文言与白话——两种不同思想的语言系统……………7四、胡适传统语言工具论观点的历史局限……………13五、五四文学革命实践对胡适白话文学理论的超越……………16结 语……………22 结 语 如果从五四算起,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迄今已近一个世纪。然而,这在汉语与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演进当中,又显得很短。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现代汉语并不是已经定型的语言,而是相反,它正处于剧烈的成熟演变当中。现代文学也是如此,任何语言变化都是精神选择的结果。一种被容纳的语言形式必须符合大众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倾向。语言不以自身为目的,而始终作为一种塑造力——精神的塑造力量,渗透于人的行为之中。“语言正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并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参与者。”[42]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认为,语言真实地记录了每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点。“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各种观念是如何按照偏见和热情组合起来,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是如何形成一种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精神。一旦一种民族性在语言中扎根,它又会反过来及大地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43]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学理论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运动,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文学。 参 考 文 献 1.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7 月。2.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9 月。3. 胡适《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 年。
4. 胡适《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年。
5. 胡适《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7. 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文集》第 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8.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夜读的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年。9. 周作人《思想革命》,《中国气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年。10.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