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硕士毕业论文 > 38570字硕士毕业论文社会语言学理论下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用法调查

38570字硕士毕业论文社会语言学理论下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用法调查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论文字数:38570字
论点:沈阳市,居民,谈及
论文概述:

一般情况下,“咱”只在北方方言内某些地区使用,南方各方言区和北方方言一些地区在口语中大多都不使用。同时,在使用“咱”的地区,人们也多在口语或文艺作品中使用,在其它文体中,

论文正文:

绪 论 本文在语言变异理论的指导下,选择了一个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现象“我”和“咱”的使用状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试图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充分描写和解释,并结合言语社区理论,对其言语社区性进行论证。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这一带有地域特点的语言现象的直接研究成果较少,但是能够指导本文研究和本文可借鉴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多。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语言变异研究;二是汉语人称代词研究;三是“我”和“咱”的研究;四是言语社区研究。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总体指导法和具体分析法。总体指导法主要用于指导整个的论文写作,本文正是在这些方法的理念指导下进行研究的;而具体分析法指的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本文对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状况研究,还采用了访谈法,分为前期的简单访谈和后期的深度访谈。简单访谈主要是在问卷设计之前为了更好了解实际使用情况采用的,深度访谈是在问卷调查之后为了对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确认和探讨采用的。 第一章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使用总体情况分析 本文对于沈阳市居民“我”和“咱”这一语言变异项目的的使用状况调查研究,主要考察了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客观使用和主观认识情况两个方面。客观使用方面,选择了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在谈及父母、谈及自己的朋友、谈及共同的学校、谈及非共同的学校时“我”和“咱”的使用情况对沈阳市居民使用“我”和“za”的调查结果表明,沈阳市居民的亲密兄弟姐妹和密友之间使用“我”和“za”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即亲密兄弟姐妹说他们共同的父母时使用“我父亲和我母亲”,密友说他们的父母使用“我父亲和我母亲”时使用“我父亲和我母亲”,这与普通话完全相反。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相反的用法会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亲密的兄弟姐妹之间使用“我的父亲和母亲”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之间的直接血缘关系已经被抹去,而熟悉的朋友说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使用“我的父亲和母亲”给人的印象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被拉近到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亲密兄弟姐妹。;主观认识方面,主要问及了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的区分认识情况,以及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区分必要性的看法。 一、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客观使用总体情况分析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客观使用情况研究,首先,选择了谈及父母这一话题,设置了“我爸、我妈”“咱爸、咱妈”“爸、妈”“没有这种情况”四个选项;其次,选择了谈及自己的朋友,设置了“我朋友”“咱朋友”“没有这种情况”三个选项;最后,选择了谈及学校,包括谈及共同的学校和谈及非共同的学校两种情况,设置了“我学校”“咱学校”“我们学校”“咱们学校”“没有这种情况”五个选项。调查研究的整体情况显示,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的使用呈现出了一些地域特色。亲兄弟姐妹之间在谈及父母时,更倾向于使用“我爸、我妈”;一定比例的熟悉朋友之间谈及自己的父母和朋友时使用“咱爸、咱妈”“咱朋友”,而且,熟悉朋友之间在谈及学校时还出现了“我(们)学校”和“咱(们)学校”相混淆的现象;陌生人之间在谈及共同的学校时倾向于使用“我(们)学校”。 (一)亲兄弟姐妹之间“我”和“咱”的使用情况
1.谈及父母本次调查中,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在谈及父母时选择“我爸、我妈”的人数为 194 人,占总数的 64.7%;选择“咱爸、咱妈”的人数为 60 人,占总数的 20%;选择“爸、妈”的人数为 33 人,占总数的 11%;选择“没有这种情况”的人数为 13 人,占总数的 4.3%。一般来说,在普通话中,亲兄弟姐妹之间在谈及父母时使用“咱爸、咱妈”或省略“咱”使用“爸、妈”,而被调查的沈阳市居民中有 64.7%选择使用“我爸、我妈”,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有显著差异,体现出了沈阳市居民在“我”和“咱”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调查结果还显示出,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情况与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等社会变量联系紧密,如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对“我”和“咱”的使用好于初中以下的被调查者,30 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对“我”和“咱”的使用比 3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更接近普通话的使用等,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二章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差异分析部分详细阐述。2.谈及朋友调查结果显示[1],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谈及自己的朋友时选择“我朋友”的人数为 253 人,占总数的 84.3%;选择“咱朋友”的人数为 34 人,占总数的 11.3%;选择“没有这种情况”的人数为 9 人,占总数的 3%;漏选为 4 人,占 1.3%。普通话中,亲兄弟姐妹之间在谈及朋友时应使用“我朋友”,被调查的沈阳市居民中有 84.3%的居民选择使用“我朋友”,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情况相接近,但还有 11.3%的居民选择使用“咱朋友”,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总体看来,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谈及朋友时“我”和“咱”的使用情况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情况相接近,但也有十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使用表示二者共同朋友的“咱”。进一步对被调查者进行访谈时,他们明确表示“咱”并不是用来表示二者有共同的朋友,而是表示只是调查者自己朋友的意思,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二)熟悉的朋友之间“我”和“咱”的使用情况 谈及父母在本次调查中,熟悉朋友之间谈及父母时选择“我爸、我妈”的人数为 255 人,占总数的 85%;选择“咱爸、咱妈”的人数为 36 人,占总数的 12%;选择“爸、妈”的人数为 8 人,占总数的 2.7%;选择“没有这种情况”的人数为 0;漏选的人数为 1 人,占总数的 0.3%。普通话中,熟悉的朋友之间在谈及父母时一般使用“我爸、我妈”,被调查的沈阳市居民中有85%选择使用“我爸、我妈”,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比较一致,但仍有12%被调查者选择使用“咱爸、咱妈”,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对于没有嫡亲关系的朋友之间谈及父母时使用“咱爸、咱妈”这一点,虽然调查显示使用的比例不是很大[2],但是这一点的特色却很突出,访谈中有访谈对象谈及,刚来到沈阳时,听见沈阳的朋友和他说谈起他自己的父母使用“咱爸、咱妈”这样的说法时,很惊讶,但同时也感觉有些亲切,有一种被拉近彼此之间关系之感。谈及朋友本次调查中,沈阳市居民熟悉朋友之间谈及自己的朋友时选择“我朋友”的人数为235 人,所占比例为 78.3%;选择“咱朋友”的人数为 58 人,所占比例为 19.3%;选择“没有这种情况”的人数为 5 人,所占比例为 1.7%;漏选人数为 2 人,所占比例为 0.7%。普通话中,熟悉朋友之间在谈及朋友时一般使用“我朋友”,被调查的沈阳市居民中有78.3%选择“我朋友”,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比较接近,但也有19.3%的沈阳市居民选择使用“咱朋友”,这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相反[1]。 二、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主观认识总体情况分析 本次关于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调查研究,除了对三种主体关系和四个话题的研究外,还进一步探讨了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主观认识情况。问卷中设计两个相关问题——“您认为‘我’和‘咱’有区别吗?”和“您认为有必要区分‘我’和‘咱’吗?”。 (一)“我”和“咱”的区分认识情况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区分认识情况显示,被调查者中有 18.3%的沈阳市居民认为“我”和“咱”没有区别,有 79.7%的沈阳市居民认为“我”和“咱”有区别,而有 2%的沈阳市居民不清楚“我”和“咱”是否有区别。从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的区分认识情况看,有约百分八十的沈阳市居民认为“我”和“咱”有区别。也就是说,不论是和普通话一致的区分,还是带有地方特色的区分,大部分沈阳市居民的意识里“我”和“咱”不是完全等同、可以互相代替的称呼。上文关于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客观使用情况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交谈对象之间,在不同的话题中谈及父母、朋友、学校时,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的使用呈现错位或是混淆的状态;而这一部分的分析表明大部分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是否有区别的认识很明确,认为二者有区别,而且进一步地访谈显示出,很多沈阳市居民认为的“我”和“咱”的区别和普通话的区别一致,这就出现了一个实际使用和主观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大部分沈阳市居民知道“我”和“咱”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分认识和标准形式一致,但是在使用时却和标准形式相反或是二者的区别相混淆,这种主观认识和客观使用相背离的情况反映出一种真实的情况。一是一部分调查者确实知道在普通话中“我”和“咱”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语言使用习惯是二者不区分或是和二者在普通话里的区分相反,对于使用者来说,他们的很多真实的语言行为是无意识的;还有一部分被调查者当被问及二者是否有区别时,使得这一部分调查者突然意识到“我”和“咱”有区别,而且他们能够想到的区别是普通话的区别。当然,也有 20.3%的沈阳市居民明确表示“我”和“咱”没有区别或是不知道二者是否有区别,这是直接导致沈阳市居民在“我”和“咱”使用上出现混淆的原因之一。 (二)“我”和“咱”的区分必要性情况 在问及“我”和“咱”是否有区别之后,本文又对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的区分必要性进行了调查。当问及有没有必要对“我”和“咱”进行区分时,有 28%的沈阳市居民认为“我”和“咱”没有必要区别,有 65.3%的沈阳市居民认为“我”和“咱”有必要区别,有 6.7%的沈阳市居民对于“我”和“咱”是否有必要区别说不清楚。和上面的“我”和“咱”是否有区别的调查结果相比,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区分必要性的态度比是否有区分的认识情况要差一些。认为有必要区分的比例为65.3%,和上面认为“我”和“咱”有区别的比例相差将近 15 个百分点;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我”和“咱”的比例比上面认为二者没有区别的比例也高 10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沈阳市居民对于“我”和“咱”的区别并不是很重视,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尽管他们知道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一方面和“我”和“咱”在北方方言中有一定程度的互用现象有关,同时也和民众平时的实际言语行为有关,如果使用者在使用不加区分的使用,在认识上也会觉得区分不清或是没必要区分。 第二章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使用差异情况分析 上一章分析了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客观使用与主观认识呈现出来的整体情况,发现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和认识情况与普通话不同甚至相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一章将结合“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等社会变量,详细分析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及陌生人之间“我”和“咱”的使用情况在这些社会变量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本文将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情况分为标准变式和非标准变式,标准变式指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情况一致或是接近的变式,非标准变式是指与普通话中“我”和“咱”使用不同或是相反的变式,如熟悉的朋友之间谈及非共同的朋友时,“我朋友”为标准变式,“咱朋友”即为非标准变式。 一、受教育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与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情况关系较为密切,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沈阳市居民对“我”和“咱”的使用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以初中文化程度为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对“我”和“咱”的使用在与亲兄弟姐妹交谈时、与熟悉的朋友交谈时、与陌生人交谈时,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更接近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我”和“咱”的使用不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那样接近标准变式,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对“我”和“咱”的使用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沈阳市居民在“我”和“咱”的使用上普遍好于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沈阳居民,差异最明显的是谈及共同的学校,分别为 59.39%和 36.48%,相差约 23 个百分点,其次是谈及非共同的学校,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和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分别为 69%和 48%,相差 21 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差异比较明显。沈阳市居民熟悉的朋友之间谈及父母时,选择“我”和“咱”的比例二者比较相近,差异较小,这里将不作深入分析。在谈及朋友、谈及学校(包括非共同的学校和共同的学校),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均好于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其中,差异最明显的是谈及朋友时,初中以上和初中以下选择“我”和“咱”的比例分别为 82.24%和 55.26%,相差约 27 个百分点,总体上差异明显。沈阳市居民陌生人之间交谈时,对“我”和“咱”的使用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均好于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其中,谈及非共同的学校差异最显著,相差约 28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差异比较明显。综上所述,受教育程度与沈阳市居民“我”和“咱”使用情况联系比较密切,并以初中受教育程度为界。沈阳市居民使用“我”和“咱”的非标准变式的频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递减趋势,标准变式使用频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即文化程度越高的沈阳市居民标准变式的使用频率越高,非标准变式使用频率越低,相反,文化程度越低的沈阳市居民非标准变式使用频率高,标准变式使用频率越低。 二、居住时间 在沈阳居住的时间会影响沈阳市居民“我”和“咱”的使用情况。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居住时间以“一直”为分界线,分为当地居民和非当地居民。非当地居民倾向于使用标准变式,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情况更接近;而当地居民倾向于使用非标准变式,与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情况差异较大。这里将对差异较为显著的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沈阳市居民亲兄弟姐妹之间在谈及父母、谈及学校(包括非共同的学校和共同的学校)时,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差异最显著的是谈及非共同的学校,相差约 9 个百分点。其次,沈阳市居民在与熟悉的朋友谈及父母、朋友时在“我”和“咱”的使用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且差异较为明显,分别相差约 24 个百分点和 8 个百分点,而非当地居民在“我”和“咱”的使用上则好于当地居民。最后,沈阳市居民陌生人之间在谈及共同的学校对“我”和“咱”的使用相差 7 个百分点,且非当地居民“我”和“咱”的使用好于当地居民,分别为 46.55%和 39.56%。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居住时间与沈阳市居民“我”和“咱”使用关系比较密切,且居住时间以“一直”为界,沈阳市非当地居民“我”和“咱”的使用情况比当地居民更接近普通话中“我”和“咱”的使用。 第二章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使用差异情况分析...........24一、受教育程度...........24二、居住时间...........26第三章 沈阳市居民“我”和“咱”使用呈现特色的原因分析 ....... 33一、“我”用作“咱”的原因分析............................. 33二、“咱”用作“我”的原因分析...........35第四章 结论与思考...........38一、结论...........38二、思考...........39 结论 

[1]

[2]

参考

[1]陈建民。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1999。

[2]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1985年。

[3]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1999。
[4]陈远。社会语言学中的四个话题[。北京:语言出版社,1988。
[5]陈远。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陈章泰。[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慈海编辑委员会。慈海(简版)[。上海:上海词典出版社,1999。
戴·夏青。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郭Xi。中国社会语言学(修订版)[。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古·颜葵。汉字来源词典[。华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