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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今天的国际环境很复杂。你认为中美关系的趋势如何

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今天的国际环境很复杂。你认为中美关系的趋势如何?就中美利益而言,两国合作是必然趋势。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然而,在意识形态和公众态度上,中美不能很好地合作,所以长期以来,中美应该在合作和冲突中共存。

二,9.11后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对我国国际战略环...

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深刻感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安全的巨大危害。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安全概念和防御策略也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没有什么比如何遏制中国的崛起和防止俄罗斯卷土重来更好的了。 现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

今天的国际环境很复杂。你认为中美关系的趋势如何

今天的国际环境很复杂。你认为中美关系的趋势如何?就中美利益而言,两国合作是必然趋势。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然而,在意识形态和公众态度上,中美不能很好地合作,所以长期以来,中美应该在合作和冲突中共存。

二,9.11后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对我国国际战略环...

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范文

中美关系第二篇论文

主题:国际环境演变与中美关系及其实质性分析

摘要:要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正确理解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演变和本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困境似乎越来越严重。这种二元性和协调性的困境必然会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波动和挑战。当前,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全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最合适、最现实的相处方式将是非零和博弈的“共同进化”。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继续保持战略决心,努力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创造战略机遇。

关键词:中美关系;重要战略机遇期;非零总和;

浅析中美关系视角下的战略机遇期

邵晨-博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把握战略机遇期需要正确认识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演变及其本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困境似乎越来越严重,这必然会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动荡和挑战。当前,在人类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的同时,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发展、改革和调整的崭新时代。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最合适、最现实的方式就是采用非零和博弈的“联合进化”。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保持战略优势,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创造战略机遇。

关键词:

中美关系;战略机遇的关键时期;非零总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美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和国内发展“三阶段叠加”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一个由繁荣走向强大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前景仍然十分光明。这些战略判断共同成为积极应对新时期国内外挑战,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

从宏观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正在同时展开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其中,关键问题是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当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时(1)。“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国际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因此,只有正确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演变,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才能更好地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保持战略稳定,避免被自己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所麻痹或迷惑,防止被狭隘民族主义和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或利用。

一、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

200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全会在深入分析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后,提出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十五届五中全会前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蓬勃发展。然而,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的内外环境并不平静,发生了“法轮功”邪教暴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李登辉公然兜售“两国理论”等恶性事件。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就“和平与发展”是否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主要矛盾是“霸权与反霸权”、国际格局是“单极还是多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①。为了避免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和干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很明显,国家决策者需要尽快就如何理解和把握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定下基调。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调整其对华全球战略和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认为,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填补后苏联时代的“权力真相空”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世界。乔治·布什(George W . Bush)2001年就职后,他走的是强硬的单边主义路线,更加强调真正的国家利益,尽力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体系,并制造了一系列国际紧张局势。例如,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布什政府竭尽全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威胁世界核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军备竞赛。布什政府拒绝执行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及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对中国来说,布什政府推翻了克林顿政府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地位,将中国视为加强对中国遏制的“战略竞争者”。其典型表现之一是频繁派遣军队对中国进行危险的近距离侦察。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导致中国飞行员失踪。事故发生后,美国飞机未经中国允许降落在海南岛。这一事件非常严重和危险,不仅给中国人员和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事件发生后,中美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外交交流。此外,美国还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制造了许多事件,如台湾和西藏。中美“飞机相撞事件”是冷战后两军之间的首次直接摩擦,加深了中国人民对美国霸权行为的强烈不满。

正当中美关系似乎不乐观的时候,“9·11”事件发生了,给两国带来了调整关系的机会。尽管美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和人民认为2001年9月11日是“美国变革的一天”。“9.11”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自1812年以来,美国国土安全首次成为核心安全问题,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未发生过。当时,布什总统认为必须百分之百地阻止恐怖袭击,因为成功的恐怖袭击足以伤害美国。后来,他告诉胡锦涛总统,他甚至彻夜未眠,害怕美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早在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就预测美国在未来20年内不会遇到真正的全球竞争对手。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对美国有利,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4)。在这种背景下,布什政府判断,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立即划定了反对恐怖主义的界限,积极调整了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建立了反对恐怖主义的统一战线,袭击了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部队,并向恐怖主义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宣战。

阿富汗位于中亚,与中国新疆南部接壤。考虑到新疆潜在的民族分裂势力,中国越来越关注中亚地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亚主要大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可能构成来自中国西部的战略制衡,而中国对这一点也很敏感。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邓小平将阿富汗问题纳入了80年代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战争,并在中亚驻军。它会从西方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吗?对美国来说,集中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还是一次空洞的尝试?中国就这些问题和相关国际形势爆发了争端。经过一段时间基于当时国内外各种情况的认真考虑,中国的决策者认为,如果美国不仅打击恐怖主义,而且与其他大国建立不良关系,它就不可能这样做,也不明智。根除恐怖主义和与美国伊斯兰世界的和解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未来20年左右,中国完全有可能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决策者进一步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新的不稳定因素”将会出现。美国“谋求霸权是真的,反恐也是真的”(6)。中国不仅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还要积极参加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继续为改革开放争取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空。因此,中国正式形成了一个“战略机遇期”的大判断。在赢得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在没有足够证据和国际法证据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如此肆无忌惮的霸权行为,但在布什总统2009年初离任时,中美关系保持了“长直线”的稳定,没有重大摩擦和曲折,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1)。正是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黄金时期。

2。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格局悄然演变

从2000年到2008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快速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普遍幸福的时期。在此期间,东亚和南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从1960年的约10%增加到约30% (2)。尽管“9·11”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但它迅速反弹,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经济强国。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大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从政府主导的政策导向型开放向市场主导的制度开放转变,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3)。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让世界领略了中国的发展、创新和魅力。

然而,自2008年以来,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和世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粗略估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摧毁了约10万亿美元的财富,甚至与20世纪的“大萧条”一样严重。二十国集团(G20)共同努力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然而,要真正走出这场危机,恢复全球经济的活力,还需要许多年。二十国集团的诞生及其积极作用反映了国际经济秩序多元化的趋势。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支柱。新兴市场国家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并在2009年或2010年基本恢复了增长。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5)。

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主要归功于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达到2.05万亿美元和1.82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出口国,也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4年的7.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充满活力(6)。到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尽管中国距离17.4万亿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

相比之下,自2009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在“缓慢恶化”。与此同时,美国承受着“帝国过度扩张”的沉重负担。一方面,美国在63个国家有737个海外军事基地,试图主宰全球安全结构和秩序。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力。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的战争总成本可能超过3万亿美元,超过越南战争12年的总和,是朝鲜战争的两倍多,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昂贵的战争(9)。这些沉重的负担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阻碍了美国摆脱金融危机的所有努力。在美国,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政治两极化和公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甚至有四分之三的选民认为该国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夕走错了方向。所有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尤其是与中国的经济表现相比,美国的政治精英、媒体和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处于“战略焦虑”状态。尽管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欧洲经济仍然疲软乏力。全球地缘经济重心进一步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重心也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因此,美国开始将其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在外交上发挥经济领导作用。它不仅加强了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等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还注重发展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它试图通过“重返亚太地区”来创造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新格局,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1)。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中断这一进程,而且加强了该区域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其中,东盟的“10+”模式越来越强,从最初的“10+1”(东盟与中国)到“10+3”(东盟与中国、日本与韩国),再到“10+6”(东盟与中国、日本与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这些框架之外,中国、日本和韩国努力克服历史、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消极因素,举行了领导人峰会,并确定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合作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合作框架内,没有美国的存在。中日韩倡导的“东亚共同体”逐渐成为气候,而美国倡导的“亚太共同体”几乎没有盟友(2)。一边正在全力以赴,而另一边却无人问津。显然,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情况。此外,日本和韩国一直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大陆东部小心翼翼建立的地缘政治“锚地”和军事边界。因此,美国担心中国有将其排除在亚洲东部之外的战略意图(3)。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排斥中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此同时,美国要么利用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盟国家之间的争端,要么利用该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防范心理,闯入“楔子”,挑起冲突,制造对抗,在领土或安全问题上阻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然后,美国“重返亚太”,成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所谓区域仲裁者或平衡器(4)。例如,美国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破坏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东亚共同体”进程,巩固美日军事同盟。挑起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的岛礁争端,阻碍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通过萨德系统的部署,中国和韩国之间产生了障碍和困难。总体而言,美国的这些战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保持了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存在结构性差异。根据狭隘的历史经验或现实逻辑,相当多的美国政治精英认为,战略选择主要是基于能力而非意志,中国的和平崛起“没有先例”和“不可证伪”(5)。另一方面,美国的一系列小举措也给一些中国学者和人民留下了美国正在加紧遏制中国的印象。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困境似乎正在恶化,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似乎正在加深。当时,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竞争愈演愈烈,“新冷战”理论再度浮出水面,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巨大隐患(6)。

3。适应中美非零和关系格局,继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奥巴马政府围绕“重返亚太地区”建立了两大战略支柱一是大力推进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体现在推进TPP谈判进程,试图建立一个覆盖全球40%贸易总量的美国主导的经贸合作网络,创造所谓的前瞻性贸易规则和市场规则,确保未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和体系建设(7)。第二,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大国,中国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鼓励中国承担与其地位相符的责任,并寻求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多边国际秩序(8)。这体现在与中国合作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协议中: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访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方欢迎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贡献,欢迎美国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2013年,两国元首确立了中美合作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这两大战略支柱证实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关系。尽管“太平洋的宽度足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黄金分割”。这种暂时的协调困境必然会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波动和挑战。

美国的全球战略不是纯粹的军事战略。它始终是一项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战略。无论是作为目标还是作为实现的手段,各方面都相互支持、协调和密切合作。从历史上看,在实施全球战略的过程中,美国经常首先利用或煽动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然后充当调停者、仲裁者或平衡器,然后抓住区域优势,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利益。美国的这些策略已经变得成熟和成熟,并经过反复的尝试和考验,显示出其用于操纵地区平衡的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高超技术。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基本上是躲在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幕后,试图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并将争端调控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两国全面对抗,甚至开枪。美国在南海岛礁争端中仍坚持这一战略,其挑衅性言行更具象征意义(2)。尽管美国习惯于“楔入”和使用战略平衡方法,但它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新冷战”。中国需要切实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也必须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避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争端。中国和美国都试图控制他们的分歧和争端,为彼此留有余地。因此,2013年“庄园会议”启动的两国最高级别国家元首战略沟通进程没有受到影响,两国继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回顾世界历史,当大国走向战略冲突或战争时,它们通常受到持续和深刻的相互误解、误判和强烈动机的驱使。当经济交流与合作有效增加所有国家的财富和共同利益时,各国基本上可以避免或缓解其战略矛盾。虽然中美关系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快速发展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唯一超级大国一直保持和平共处,保持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模式,这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现象(3)。可以说,中美关系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都意识到,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两国构成了相互的核威慑。在经贸合作方面,两国高度依赖对方,超过了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在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层面上,政府之间顺畅的沟通渠道和机制,以及人民之间广泛而深刻的友好交流,在任何大国之间都是历史上和现实中罕见的现象,甚至超过了美国与其亲密盟友之间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建立了高层政府对话、地方交流和民间交流等90多个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防扩散和反恐等诸多领域。中美先后与214对省(市)建立了友好的市(州)关系。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逐年增加,从建立外交关系时的几千人增加到目前的300多万人,太平洋两岸平均每天有1万人。两国每年互派10万名外国学生,两国教育机构在美国共同建立了80多个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4)。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石”。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双方都把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两国正处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时期和阶段。今天,人类共同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长期重大挑战,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公域(海洋、太平洋空、网络)、气候变化等。单靠一个国家无法解决所有这些挑战。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共存决定了两国既不应在零和游戏中相互对待,也不应形成传统联盟。因此,对世界和中美两国来说,保持长期和平环境是最佳战略选择。中美之间最合适、最现实的相处方式应该是探索并坚持自己的实际发展道路,应该是在非零和博弈中“共同进化”。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加速了世界的“扁平化”,而且几乎在世界各地编织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使资本、商品、技术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广泛流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过程、体系和趋势,美国早已深深地嵌入其中。全球化让世界充满了美国品牌和商人、美国电影、快餐连锁店等。正是全球化不断推动着美国的产品、制度和文化。可以说,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尝到了最大的好处,占据了最强大的地位。它还受到时代特征和国际体系的制约(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性日益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大量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迅速崛起,数十亿人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全球经济整体增长乏力,传统安全威胁继续上升,非传统安全挑战继续蔓延,全人类面临许多共同命题。放眼世界,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合作共赢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新要求,成为世界的新景观和新趋势。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声称“美国是第一个”,并表现出强烈的“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为了在世界上制造贸易争端,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似乎有必要彻底改变过去40年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特朗普本人是一位“非典型”总统,缺乏政府工作经验,他的工作团队构成相对复杂。此外,在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中确实有强烈的反对中国的声音和土壤。然而,美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民生福祉的总体气候没有改变。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议程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美国的国内政治极其复杂,特朗普政府将受到相当大的制衡。应该说,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对华全球战略和政策,可能需要一个学习和调整的周期(1)。尽管这些不利因素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困难,但它们不能改变世界的大趋势、时代的特征和中美关系的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发展仍将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中国必须继续顺应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积极适应中美非零和博弈关系,保持战略稳定,努力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创造战略机遇,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笔记

1陶赵文:《探索中美关系的奥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34页。

2袁鹏:《400年不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3袁鹏:“400年没有变化”,第7页。

4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杨晨曦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47和399页。

5庄力伟:《解读“20年重要战略机遇”,《济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10页。

6庄力伟:《解读“20年重要战略机遇”,《济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页。

7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信息”,《人民日报》,第一版,2002年1月1日;江泽民:“共同创造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讲话”,《人民日报》,第一版,2002年4月11日。

8袁鹏:“400年没有变化”,第206页。

9郑必健,基辛格:《世界热点中国辩论:寻找共同繁荣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10中国人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9页。

11郑必健,基辛格:《中国面临的世界热点:寻找共同繁荣之路》,第231-232页。

12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13李正光:《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14艾伦·布兰德:《音乐停止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和未来世界》,巴曙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15朱韩云:《云中的高斯:中国的崛起与全球秩序的重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16斯蒂格利茨·比尔梅斯(Stiglitz Bilmes),《三万亿美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代价》,卢昌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中文版序言,第1页。

17王缉思:《大国关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18郑必健,基辛格:《世界对中国的加热:寻找共同繁荣之路》,第284页。

19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20袁鹏:“400年没有变化”,第126页。

21王缉思:“大国关系”,第252页。

22王缉思:“大国关系”,第252-253页。

23郑必健,基辛格:《世界对中国的加热:寻找共同繁荣之路》,第285页。

24王缉思:“大国关系”,第253页。

25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第50页。

26马丁·因迪克、肯尼斯·李伯塔尔和迈克尔·奥汉伦:“重塑历史: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转。赵天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27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国际研究》,2011年第1期,第5-10页。

28周文重:《不折不扣的战斗: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2-33页。

29陶赵文:《探索中美关系的奥秘》,第334页。

30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第180页。

31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

32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591页。

33金灿荣:“特朗普的亚太战略不应成熟”(2017年11月8日发布),HTTPS:www.guancha.cn/jincanrong/2017 _ 11 _ 08 _ 433915 . shtml,2017年11月10日访问。

范文怡:中美关系论文(2018优先6)

范文2:国际环境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其本质分析

范文三:浅析习近平同志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范文4: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思考与对策

范文5: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