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硕士毕业论文 > 25684字硕士毕业论文书法文本翻译中象征意义的表达

25684字硕士毕业论文书法文本翻译中象征意义的表达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论文字数:25684字
论点:符号学,符号,翻译
论文概述:

本文使用符号学家莫里斯的三种符号学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对孙大雨的《书谱》译文做了评析:在指称意义层面,译者对书法术语的处理缺乏统一策略

论文正文:

介绍

1.1理论溯源中国古代儒家五经之首《易经》以阴炎、阳交为基本符号,组成“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构建出一套严整有序的符号逻辑系统,用“象”与“意”、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关系指导人们分析、推理和判断。此后,先秦百家中的名家是中国古代的一大符号学派,其代表人物尹文提出“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这里的“名”是能指,“形”是所指。而西方的符号学则萌芽于古希腊的逻辑学和阐释学。在逻辑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其《解释篇》指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并区分了自然符号与约定俗成的符号;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则第一次提到“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中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以及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也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奥古斯丁对自然符号与习俗符号的区分与《易经》的主张十分相似,后者描述的符号既有“天地自然之象”,又有“人心营构之象”(户晓辉〗991: 81-83)。古代东西方符号理念遥相呼应,近现代符号学理论初露曙光。20世纪初,符号学才真正摆脱其从属地位而成为独立学科。学者们一般把现代符号学的起源追溯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书中他率先提出了建立符号学科的问题。由此,符号学发展出两条脉络——两位现代符号学鼻祖索绪尔与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各表一枝,符号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1.2研究意义以符号学研究翻译,是近三四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兴潮流。翻译理论家们发现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关联与翻译活动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国内首批有关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文章见于1988年第1期的《中国翻译》,罗进德、柯平、张亚非和郑伟波都从符号学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在CNKI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中检索篇名中包含“符号学意义”的论文,再在检索结果中以“翻译”做全文的进一步检索,得到28篇论文,其中4篇写于1992至2004年,24篇写于2005至2012年。为避免遗漏,再在数据库中检索篇名中包含“符号意义”的论文,在第一步检索结果中以“翻译”做全文的进一步检索,得到9篇论文。但相比于前一种检索方法,此种检索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够纯粹语出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内收录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篇论文中6篇与汉英翻译有关,1篇与英语教学有关,1篇与跨文化交际有关,1篇与民歌艺术有关。上述所有论文中,大部分两种理论结合即将符号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论文,如谢全文于2008年撰写的《符号学意义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其中只引用少许案例。还有一部分是用符号翻译学对某一领域(如文学、电影片名)的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如侯茜于2012年撰写的《社会符号学视角下文学作品中粗俗语的翻译策略》。用符号翻译学结合单一具体文本进行应用性研究的论文有10篇,如《从符号学的意义观看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的的缺陷》,其中以典籍和古代文学为具体文本的论文有5篇,分别研究了《黄帝内经》、《红楼梦》、杜甫诗歌、《水许传》、《天净沙秋思》的英译本。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发现符号学意义与翻译相结合的应用性研究还不多,其中典籍英译的研究文献更少(共10篇)。因此,以符号学意义翻译观研究书法相关文本《书谱》的英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与尝试。又因为书法艺术本身具有在符号学层面进行解读的丰富的可能性,对于《书谱》英译的研究过程应会发酵出更多有趣的成果。 2研究的理论基础 美国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曾指出,只要某物起到指代他物的功用,就构成符号意指活动(Sebeok2001:8)。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生存在一个“意指世界”,从对于事物的第一次认知以语言形式印刻在大脑回路中,到信息高速流动时代里一个人对于周遭琐事、世界时事信息的接收、处理,再到人与人的合作与交往,符号系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翻译作为一种普遍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更与符号学有着根本的密切联系。本节笔者将对近年来符号学理论运用到翻译中的学术论文的观点进行一番综合与概括,从符号意指与翻译的相似性谈起,着重阐述后文将运用于译本分析的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理论,并对符号学介入翻译的程度做出限制。 2.1符号意指与翻译的相似性世界由不同的符号系统构成,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两个要素组成,即“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索绪尔1916/1980: 102)。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就是语符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把一种语言符号的所指意义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出来,这种过程可称为“编码”与“解码”。 2研究的理论基础 …………32.1符号意指与翻译的相似性…………32.2三种符号学意义与翻译的结合…………42.3皮尔士的“常规符号”理论…………62.4符号学介入翻译的限制 …………73书法相关文本及《书谱》 …………83.1《书谱》介绍、译者介绍…………83.2从符号学角度看书法艺术…………93.3从符号学角度探讨《书谱》可译性…………104从符号学意义的角度评孙大雨《书谱》译文 …………134.1建立新的所指体系指称意义的传达…………134.2运用修辞、调整句法结构——言内意义的补偿…………234.2.1 修辞…………234.2.2句法结构…………344.3化用典故、设置语域——疏通语用意义…………36 5.结论本文使用符号学家莫里斯的三种符号学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对孙大雨的《书谱》译文做了评析:在指称意义层面,译者对书法术语的处理缺乏统一策略;在言内意义层面,译者采用了押韵、比喻和矛盾修饰法的修辞,调整了长句结构,在修辞和句法上对原文传递的言内意义作了补偿;在语用意义层面,译者注重原文作者想传递的联想意义和社交意义,在典故翻译和语域设置上下了功夫。参照3.3.2小节中译者要考虑的几种符号学意义的重要性排序,译者较好地传达了具有中等重要性的“修辞”和“典故背景”,完整传达了重要性较低的“句法”和“语域设置”,而在另一具有中等重要性的“书法术语”方面做得较差,但瑕不掩瑜,未能传递好“书法术语”的指称意义并未造成全局性的负面影响,译文总体上还是实现了具有高重要性的“文章埋论主张”的完整表达,本文还指出〖華者须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如要做好汗头段长短句节奏的协调,又如对典故的改写不过度发挥等,并指出几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偏差,附了笔者建议的译文。除了译者既己采用的使用修辞、调整句法结构等翻译补偿策略之外,本文还提出了其他翻补偿策略,如在译文起始页加入相关识上家姓名、表字、别号、谥号的介绍,又如离丌语台符号层面而从符际运而入丁基于书法相关文本的特殊性,在描绘书法笔法术语以及解释象形字构造之妙的译文一旁附上相应的图示,做到图文并茂,提高论述的效率和有效性,并向读者传递更多关于汉字能指符号的信息。时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加入了书法爱好者的队伍,他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已从汉字初学者程度发展到能够欣赏汉字书写艺术——书法的程度。在这座能指与所指层叠关联、交相辉映的艺术殿堂中,书法相关文本的译者应主动承担起为新来者梳理能指与所指关系、传递符号学意义的重任。笔者相信,在中西文化交往R益密切的趋势下,彼此必将建立起更多的默契。也许有一天,身为译者的你,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书谱》原作的跟前,会听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发出啧啧称奇的感叹。本文仍有下述局限性:第一,部分案例只是理论宏观关照下的分析,并未能将符号翻译学作为具体翻译指导渗透到每一处微观操作,盖因符号学本身的哲学性、抽象性所致。第二,超出语际层面上升到符际层面的意义传递时,仍未能找到一条捷径将书法相关文本的所有审美要素完美地传达给译文读者。本文未能进行多个译本的比较。正如上文3.3.2小节所说,典籍翻译须要满足“五乖五合”的创作条件,然而1929年以降,80多年已逝而未见《书谱》翻译第二人,实乃一大憾事。为何今人在翻译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未能凭着愈发多元的方法论、带着崭新的视角来重译《书谱》呢?此中缘由的确发人深思。 参考文献1.Sebeok, Thomas A. (2001).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巴尔胡达罗夫(1985),《语言与翻译》,蔡毅、虞杰、段京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3.巴特(1988/2009),《恋人絮语》,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陈岸瑛(2003),从符号学、语言学角度看文字与书法,《水墨研究》。5.丁尔苏(2010),皮尔士符号理论与汉字分类,《外国语言文学(季刊)》(4):217-222。6.丁尔苏(2011),《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7.顾毅(2009),林语堂对中国传统书法理论的译介,《中国翻译》(2): 53-57。8.户晓辉(1991),西方符号学的诞生及发展述略——兼评科尔蒂的《文学符号学导论》,《喀什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81-83。9.贾卉(2009),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10.瘳春红(2006),翻译中的三种符号学意义,《继续教育研究》(4): 16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