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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热探析,二战后日本经济繁荣的原因分析

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热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也许最耀眼的是日本,它已经从废墟变成了现代经济强国。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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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中日交流|科技|文化|社会|评论|中日论坛|图片库|日本版日本频道> >;笹川日中友好基金> >;出版物筱川日中友好基金通过支持各种自主规划的研究活动,获得了大量知识和技术信息,并为社会出版了相关书籍。第一,二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广泛领域进行了民主改革(riben zhanhou gaige)。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打击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以下措施:解散所有日本军队;董被逮捕了 中国有很多日本人,基本上有四种人:首先是日本东北部的“先锋集团”(魔鬼的殖民组织,它把日本移民到中国东北,加强了殖民统治)和类似的组织。许多人(主要是被遗弃的儿童或孤儿)在中国战争后成为中国人(通过当地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 二是战后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 日本前外务大臣瓦萨基(Yoshio Wasaki)曾指出:“自明治以来,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尤其是战后的经济发展,一直令人惊叹。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它。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以归因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美国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并且受到其盟国的密切监视。不允许有军队或大型船只。这也导致裕仁天皇发布了著名的《人类宣言》。皇帝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那时起,他不再是上帝,而是像所有日本国民一样的普通人。从那时起,日本走上了民主化的快车道。

二战后日本经济繁荣的原因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也许最耀眼的是日本,它已经从废墟变成了现代经济强国。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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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热探析范文

2002 年,美国学者麦克格雷·道格拉斯在着名《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的国民总酷值”一文中,盛赞日本是一个“文化超级大国(cultural superpower)”[1].日本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正日益引起广泛关注。而推动战后日本重视对外文化政策的理念,起源于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日本文化影响力正是战后日本建设文化国家理念的外在表现。系统考察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是深入认识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展开的前提。已有相关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的研究偏重于具体对外文化事业的展开,鲜有从文化国家构建的视角考察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2]
笔者通过对于占领下日本社会新闻舆论以及相关解密史料的分析,在考察占领下文化国家盛行的原因及其在对外文化政策的实践尝试的基础上,揭示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的本质、局限性及其影响。
一、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热及其原因
关于战后日本人的精神状态,着名日本专家赖肖尓写到,“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战败使得士气彻底崩溃,对于未来充满了迷茫”.战败使得战时的国民精神教育瞬间崩溃,振兴低迷的国民精神成为战后日本重建不可或缺的前提。另一方面,随着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中心的美国对日严厉政策(hard peace)的明朗化,日本也清楚地认识到,“遏制日本行使武力与抑制日本经济”是今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也直接排除了战后日本成为军事强国以及经济强国的可能性。如何应对美国的占领政策以早日结束占领回归国际社会,成为了战败初期日本的紧迫课题。
正是振兴低迷的国民精神与应对占领改革的需要,文化国家构想成为了占领初期日本国家重建的理想社会形态。
1945 年 8 月 18 日,战后日本初代首相东久迩稔彦在就职后翌日的笔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并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同年 9 月 5 日,东久迩首相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
构建文化国家成为了战后日本首任内阁的国家重建基本方针之一。以此为开端,文化国家作为广受推崇的国家重建理想社会形态,在占领下的日本社会兴起了一股“文化国家热”.
1946 年 11 月 3 日,在战后日本宪法公布仪式上,日本天皇致辞中指出,“(朕与国民)共同建设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文化国家而努力”.吉田茂首相于宪法公布之日也表示,“(把日本建设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以获取全世界的尊敬与信赖”.1947 年 7 月的第一届国会中片山哲首相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指出,要“推进建设民主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不限于空洞的演讲,片山哲首相还尝试提出更具体的文化国家建设计划。1947 年 12 月 2 日,片山首相在参议院矿工业委员会上指出,“1. 作为应对危机之策,计划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国会中提出文化国家建设计划;2. 作为日本重建五年计划的一环,预定将该文化国家建设计划纳入财政、商业、经济综合计划之中”.片山的文化国家计划虽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但作为战后首个将文化国家建设提升到国策实施层面的方案构想,其历史意义不可忽视。
文化国家成为了指导战后日本国家重建最重要的核心理念。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终战后日本的历任内阁无一例外)以‘文化国家’为(重建)口号,无论哪个首相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都首先强调‘文化国家’”.1947 年 7月 20 日,以“爱好自由、和平、推进文化”为宗旨,文化日(11 月 3 日)被确定日本国家法定节日之一。文化日与象征和平的宪法纪念日并列设置,足见文化国家在日本战后国家重建中的重要地位。与此相应,文化国家理念,成为了指导日本对内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为什么要提出文化国家战后着名文化评论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的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受到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归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争对于文化的破坏使得战后日本出现了“文化饥馑”,建设文化国家是消除国民文化饥馑的需要;第三,文化国家自身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等取得国内外的一致认同。
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国家理念自身的特征(甘美性与柔软性),是战后日本面对内忧(战争带来的文化饥馑)外困(严厉的占领改革措施)提出的,唯一能够为内外接受的国家重建基本国策。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为展示自己积极配合当局占领改革,积极反思战前军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战后国家重建的社会形态。正如日本京都学派着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所言,“(文化国家)昭示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性、道义性因素主导的国家”.
除了文化国家之外,和平国家与民主国家也成为战后日本社会中国家重建的重要理念。“和平国家”、“民主国家”、“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建的三大理念。
为什么在和平国家、民主国家之外还要提倡文化国家,并将其置于二者之上相比和平国家、民主国家,文化国家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独特特征,这也是文化国家对于占领下日本规划国家重建的特殊意义所在。
第一,无论是和平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在日本民众看来都有战胜国强加的成分,而文化国家的普遍性特征则能够弥补这一缺点。战后日本宪法是占领当局非军事化、民主化对日改造成果的集中体现,而强烈主张全面修宪势力的主要理由便在于认为宪法是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的。
不仅是日本国民,占领当局与国际社会也担心日本提倡的“和平国家”“民主国家”会不会只是战败后的无奈之举,怀疑战后日本建设和平与民主的决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文化国家构想不仅没有丝毫受当局强加的抵触情绪,还凸显了日本建设和平与民主的自觉性,在战后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内外一致赞扬。
这正是文化国家普遍性特征的反映。
第二,相比于和平国家、民主国家,文化国家是更高的社会形态。上述东久迩、片山首相等的演说中一个共通的特征在于,总是将“和平”与“民主”作为“文化”的修饰语置于文化国家之前。例如,“和平的、文化的日本”,“民主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等。其中无疑包含了将和平国家、民主国家定位为建设文化国家基础的含义。
正如森户所言,民主国家、和平国家的建设是文化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亦即,文化国家的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与民主的体制,真正的文化国家自身便具有和平性、民主性特征,是更高的社会形态。
第三,相比于和平国家、民主国家,文化国家更能凸显日本文化自身的和平特征。随着战后大量欧美文化的涌入,引来了日本国内对于传统文化存续的担忧。田中晃指出,“当下的日本如果完全否定了其传统文化,那么日本用什么来为世界文化做贡献在去其糟粕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吝啬,在维护精华问题上不能有一丝的怯懦”.
文化国家构想,不仅有利于激励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满足国民民族自尊心,从日本文化中寻求和平与民主思想的理念,更能展示日本建设和平国家、民主国家自发性,更能获取占领当局的信任。特别是日本文化自身具备的东西杂糅性,将日本定位于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意识在战后迅速高涨。这也是日本为世界文化做贡献的文化、地缘优势的体现。
正是上述文化国家三方面的独特特征,使得其成为了战后日本社会最受推崇的国家重建的理想社会形态。但整体上而言,文化国家构想缺乏实际可供实践的具体内容。正如西村贞二指出的,“谁都知道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最大使命”,但是“并没有像蒸馏水或者纯净空气一样真实存在的文化国家,即使存在,那也只是存在于哲学家们的乌托邦里面”.虽然国家政府层面缺乏一个明确的文化国家构想,但是文化国家的理念却是实实在在地渗透到占领下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文化国家构想实践的尝试及其挫折

从上述论述可知,文化国家的目标在于迎合当局的占领政策,通过树立文化国家的和平形象恢复国家信誉以重回国际社会。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战后日本)立足于‘军事国家’的反省,‘彻底的民主主义与由此带动的世界贡献’为目标的‘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新的自我定位。这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诸活动展开的源头”.文化国家构想的核心之一在于通过开展对外文化政策来树立日本反思战争的和平形象。正如浅野丰美指出,对外文化政策是构筑文化国家形象最重要的手段。
因此,占领下文化国家实践的尝试也主要集中在对外文化政策领域。
首先,尝试建立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形象奠定制度基础。1945 年 9 月 27 日,当时的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建设文化省的建议。
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诸多强化文化机构的提案多有提及。
诸多的建言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作为日本外务省内活跃的文化外交官,早在战前箕轮就开始积极推动日本对外文化事业的发展。
战后更是看到了文化国家在日本重建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旨在强化日本对外文化政策的国际文化局构想。
箕轮批判“占领下的日本讨论对外文化事业为时尚早”的观点是“本末倒置、愚蠢而不求上进的消极论”,积极主张把对外文化事业置于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
作为具体的方案,箕轮在参照欧美诸国对外文化事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国际文化局的构想。该局作为外务省下独立、恒久的组织,囊括了所有当下以及今后日本的对外文化事业。具体而言,包括总务课、学术课、艺术课三课。组织运营方面,在依托外务省的同时,保持与文部省等相关省厅的协调基础上,积极吸纳民间力量参与。长远而言,积极争取外务省外局的地位。
箕轮的国际文化局构想是文化国家构想在国家机构上实践的代表性尝试。
其次,尝试反思战前对外文化事业,探寻塑造文化国家形象的理念基础。1947 年 11 月 25 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外务省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
其中明确把推动“和平的文化国家”建设,作为日本国际文化事业的指导理念。具体对外文化事业展开方面,强调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强调相互主义以及互惠原则,尊重个人以及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弱化政府色彩;第二,摒弃文化侵略式的战前对外文化活动,把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第三,推动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为占领结束后的对外文化事业展开相关文化调查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从该文件可以看出,反思战前对外文化事业,以象征和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模范,是战后日本构建文化国家的基本理念。
最后,尝试推动和平文化事业,进行塑造文化国家形象的早期摸索。1946 年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特点在于,将教育、科学、文化作为构建国际和平的最根本手段。
对于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义,着名的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
积极推动加入教科文组织,正是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构建文化国家决心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在具体方式上,虽然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对外却是以加入教科文组织民间运动形式展开。
对此,1951 年 2 月 20 日,在提交给教科文组织事务局长的正式申请书中明确表示,“我国的教科文组织加盟运动完全是民间自发运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日本民众对于战后国际文化事业的热情。在日本全国的努力下,1951 年 7 月,日本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2]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上述占领下强化对外文化政策的尝试,集中体现了日本构筑文化国家形象的早期努力。占领结束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体制构建以及对外文化事业的理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占领下强化对外文化政策的早期尝试中找到其源头。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起源于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但冷战爆发带来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迅速保守化,使得战后日本社会建设文化国家的热情急剧衰退,彻底动摇了文化国家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核心地位。
1947 年 3 月,象征冷战正式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出台。特别是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节节溃败,放弃蒋政权,将日本打造为新的“亚洲的警察”成为了美国新的对日政策。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重点,由早期“遏制日本行使武力(解散军队)与抑制日本经济发展”,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并开始重新武装日本。美国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对于战后日本重建的影响,入江昭指出“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的、道德纽带‘的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冷战序幕的拉开使得日本重新陷入了大战前夕的恐慌。文化国家的理想在幻想的迫在眉睫的大战面前显得不切实际。自此,日本的战后重建中,文化国家这一崇高理想渐趋“有名无实”.
曾经高调宣扬“利用民主主义的丰富资源建设自由的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日本《读卖新闻》,在 1947 年 8 月 21 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中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
曾经高调提倡文化国家,并提出“文化国家建设计划”的芦田首相也开始表示,“相比于建设民主的文化国家这一远大理想,应对将国民的现实生活(的改善)作为最高目标”.1948 年 10 月吉田茂的二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
早在第一届吉田内阁(1946.5-1947.5)之时,吉田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就提出“贸易立国”,强调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吉田内阁确立的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贯穿了整个战后日本重建,标志着经济国家的建设作为指导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在占领后期确立起来了。对于占领后期“文化国家”与“经济国家”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动,平野健一郎指出,“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开始正式登场……吉田首相的演说中’民主国家‘’文化‘相关词渐趋势微。随着讲和的推进,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上述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地位的下降,在对外文化领域表现为,对外文化政策在日本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急剧下落。首先,箕轮的国际文化局构想最终未能成形。1946 年 1月 31 日,终战联络事务局之下设立了兼管对外文化事业的情报部,1948 年 7 月 1 日,情报部内增设了专管对外文化事业的文化课。占领结束后,由外务省情报文化局第三课(之后更名为文化课)负责对外文化政策。类似国际文化局构想的独立对外文化机构至今依然没能设立。这也象征着对外文化事业在战后日本对外政策中一直都是辅助性的次要地位。
其次,对战前对外文化政策的反思表现出不彻底性。冷战中断了占领下对战前对外文化事业的彻底反思,战前的文化“思想战”
在占领后期开始复活。具体表现为对外文化政策被明确定位于为经济外交为首各项外交利益服务的手段。[44]
而究其根源在于,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对于战前文化事业反思的不彻底性。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50 年代后期形成的日本对外文化政策的)’理念‘本身只是反应新时代价值的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最后,经济外交成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强化对外文化事业的势头虎头蛇尾。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盛行的文化国家构想自进入 50 年代以来鲜有提及。特别是在首相、外相的国会演说中几乎销声匿迹。确保国家经济稳定成长的经济外交成为了外务省使命的核心。外务省主管文化事业部门感叹,“(对外文化)预算就连展开必要的文化事业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6].正如清水董三所批判的,“战后日本自我标榜构建文化国家,但在’文化‘上却无所作为,确实令人可发一笑”[47].
三、占领下日本文化国家构想的本质、局限性及其影响
占领下日本的文化国家构想,作为战后日本反思战前军国主义与构建和平国家形象的象征,成为日本社会最受欢迎的战后国家重建的社会形态。但由于冷战爆发,文化国家构想又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的本质--迎合时局的应对之策,是注定了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仅昙花一现的命运的根源。
1945 年 10 月 9 日,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制定的《关于紧急制定自主性立决性政策的文件(试用案)》中提到,“对于美军依据《波茨坦宣言》以及《投降后美国对日初期方针》提出将’民主主义与理性主义‘作为建设民主主义日本的基本方针”,“被动服从必将招致全面丧失作为国家的自主权”,日本应当“自发地以统治制度为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内,制定相关政策纲领并积极推行实施”.为了避免被动地接受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而丧失国家重建的主导权,积极配合占领当局以争取主动,是战后日本政府与占领当局交涉的基本理念。文化国家理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基本社会形态被提出来的。文化国家理念不仅能够迎合占领当局的对日占领改革,同时也是在向当局展示日本积极反思战争,在推动战后日本和平问题上“积极主动”的一面。但其本质还是在于迎合当局占领政策以争取当局的好感,尽量让当局在改造日本问题上采取宽大政策,并尽早结束占领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并不是日本自发地彻底反思军国主义的结果,只是为迎合占领改革减轻战争责任的应对之策。正如三岛由纪夫指出的,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对外的“免罪符”.
占领下日本文化国家构想迎合时局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化国家构想的功能主要在于精神鼓动而缺乏可操作的实质性内容。虽然战后日本历届内阁都高扬建设文化国家的大旗,但没有一个内阁提出过详实的建设文化国家计划。文化国家构想主要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层面。虽然战后日本社会中文化国家随处可见,但没谁知道“(文化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文化被当作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
真正的文化国家应当是将文化作为国家的最高价值而居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之上。而战后日本的文化国家构想却沦落为日本政府减轻战争责任,争取宽大处理的工具。在占领后期以及占领结束之后,对外文化事业则被定位于日本推动经济复兴的文化润滑剂。
正是文化国家构想“迎合”的本质决定了其仅是昙花一现的命运。亦即,战败与占领初期当局对日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于从军事与经济上根绝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基本对日方针断绝了日本成为军事强国与经济强国的可能性。正如西村所言,构建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能够重新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出路。
而冷战爆发后,在美国看来日本是否真心反省战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日本打造为强有力的抗击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美国开始扶持日本经济并重新武装日本。建设经济强国日本,不仅是占领当局新对日政策的核心,也是吉田茂等战后主导日本政坛的保守政治家理想的国家重建的社会形态。由此,迎合当局严厉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的文化国家构想自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紧迫性,其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也就随之急剧下降。
虽然占领下的文化国家构想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经济国家”所取代,但并不意味着“文化国家”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消失了。相反,在日本完成了经济复兴之后,“文化国家”很快便重新受到重视。1973 年版的《外交青书》指出,建设和平国家、文化国家是最高“国策”,对外文化事业与“政治、经济、经济援助”相并列,是日本外交政策四大支柱之一。
70 年代末,大平正芳内阁强调,应该从“经济中心时代向重视文化时代”转变,今后是“文化的时代”.80 年代末,竹下登内阁提出将“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与“和平外交”、“扩充政府开发援助”相并列,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90 年代,宫泽喜一内阁再提“文化国家”构想,村山富市内阁强调构建“真正的文化国家”,桥本龙太郎内阁提出“文化立国”口号。步入 21 世纪,小泉纯一郎内阁提出,“打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本”口号。文化国家理念作为战后日本构建和平形象的代名词,是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基本国策之一。现今日本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尊重,除了其经济实力之外,日本人的个人素养,社会秩序以及传统文化的完整性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这也正是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留给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积极影响所在。
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上述 70 年代之后强调的文化国家,与占领下文化国家构想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应对”的本质也贯穿了整个战后日本重建。考察上述日本政府强调文化国家的背景可知:70 年代,应对日美信赖危机与东南亚的反日情绪,修正日本“经济动物”负面形象;80 年代末、90 年代,缓和欧美盛行的“日本异质论”、“日本异类论”;21 世纪初期,消除小泉内阁参拜靖国神社等右倾化的影响,是上述各个时期强调“文化国家”的根本动机所在。而主导了 70 年代之后日本对外文化事业的国际交流基金,在其设立的基本动机问题上,也被认为是作为日本的“免罪符”而强化文化外交。
这种“应对”的本质无疑是影响战后日本文化国家理念的和平性,进而影响日本和平国际形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关于文化国家的构建,森户辰男指出,“文化是国家的最高价值。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都应当置于文化这一最高价值之下,并为之服务。文化绝不是政治、经济或者战争的工具。这样的文化国家才是我们所言的文化国家”.结合上述战后日本文化国家理念的现实背景,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不过是应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危机,为国家推动经济扩张以及重整军备提供的文化润滑剂,很难被称为是森户所言的“文化国家”.完全不受现实国家利益左右的文化国家也许只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然而一味迎合时局、功利性地定位文化的价值必将与真正的文化国家理念背道而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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