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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的深度评价与文学经典构建,十七年中国文学的得失是什么??

“十七年文学”的深度评价与文学经典构建

十七年中国文学的得失是什么??什么意思?你想评论中国17年的文学吗?这个话题太大了!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有哪些?

1.政治优于文学性,政治运动导致了对文学的盲目服从 面对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几乎可以真正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和那个时代人民的一些精神特征。这些作品被迫融入一种被形势和大众政治倾向所认可的政治思想。 当高涨的革命热情取代文学时,17年来文学的一些特点和对其渊源的探索观音始于1949年。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了,这揭开了另一个统一的文坛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了沉没期。 《五四传》,在我看来,十七年的文学中,我最喜欢《林·雪海元》和《红岩》两部,你可以具体阅读,只有我推荐的书 在我看来,这17年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暗淡的。 更多的是崇尚英雄主义的时期,大概是因为刚刚稳定了形式,所以人们开始怀念死亡,这是非常广泛的,十七年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如杨子荣的《林·雪海元》,邵剑波等。红日下的石头东根;红岩的姜姐、许云峰、花梁紫、小罗头;“红旗光谱”中的农民英雄朱劳动:《拓荒史》中的梁圣保:《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等等 文学界正在经历革新,但从来没有一位领导人坚定不移。

十七年中国文学的得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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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文学的学术资格史上,最有争议的评价是“十七年文学”。毁灭者完全否认它的文学价值,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根本没有文学。然而,那些受到表扬的人给予了很多表扬,甚至把其中一些命名为“红色经典”,希望把它们列入新文学经典的行列。双方有不同的争议,分歧很大,甚至陷入互相批评、互不往来的局面。

“十七年文学”价值的确定以及如何看待“红色经典”的概念,与文学经典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对文学经典内涵的理解和文学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十七年文学”的学术评价才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反差。因此,为了客观真实地理解“十七年文学”,有必要对文学经典进行细致细致的研究,为文学评价建立坚实的理论平台。另一方面,对“十七年文学”的深入评价不仅局限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本身,还可以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推动对文学经典建设的思考。

首先,文学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评价“十七年文学”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它是文学性还是古典文学性。否定者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地位——启蒙现代性,用“人类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十七年文学”,指出其强烈的非现代性:意识形态上,它缺乏现代独立主体性,是时代政治的附属品和宣传材料,缺乏对人性的关注和表达,没有真正揭示和批判社会现实精神;在艺术方面,它偏离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规范,缺乏细腻成熟的现代艺术表达,片面走向大众化和大众化。此外,许多作品也呈现出模型创作的特点。肯定者代表另一种立场,他们持有另一种文学现代性标准。

例如,邝其志在新年提出了“人民文学”的概念。他认为这与五四“人民文学”相冲突,并与之相关联。他建立了“对现代民族社会的想象和认同,对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想象和追求”。他还提出了蔡襄的“社会主义文学”概念和张治中的“革命现代性”概念。他认为“十七年文学”是超越人类现代性的新追求,也建构了新的美学原则。(2)显然,在“十七年文学”评价的差异背后,最根本的症结不在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本身,而在于文学评价的标准。换句话说,用什么标准来看待“十七年文学”,是否有一个绝对的或统一的文学标准,什么是这样的文学标准,是上述差异的关键。如果讨论者不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就这一问题的观点达成共识,关于这一文学评价的辩论就永远不会产生结果,甚至无法在统一的前提下交换意见。

这实质上与文学经典的建构有关。在文学经典的讨论中,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过去,文学史上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有差异,但它们一般都是建立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的。然而,近年来,多种因素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经典权威性和客观性的质疑。典型的例子包括以德里达和福柯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揭示和批判延伸到文学经典的建构。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权力因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他们对传统文学经典有强烈的怀疑,但他们认为文学经典和文学评价标准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西学者的以下两段观点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选择作品或拒绝作品的标准是人为的和武断的,并受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偏见。这些标准所反映和重申的往往只是强大的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价值[1](第204页)“文学经典不是普遍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们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和时代的文学规范和审美理想,而且体现了文化力量”[2”。除了解构主义思想,文学现实的巨大变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它使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容易,消除了文学原创的艰巨性和神圣性,文学经典的属性也受到强烈冲击。此外,商业文化的强力介入使得戏谑文学经典和解构文学经典成为娱乐时尚。环顾文学界,甚至整个文化界,否认经典存在,甚至完全否认文学标准存在的声音比比皆是。文学经典遇到的挑战是常见的和空。

文学经典和文学标准的问题如此尖锐和严峻,其答案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把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起来也许是最合适的。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古典)标准的相对性。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对它的评价,尤其是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确实难以实施单一的、绝对的标准。民族、地域、文化和时间等因素都会影响它,使它处于一种流动和相对的状态:“文学经典在不断变化。在被某个时代的人确定为经典之后,它不会一劳永逸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连续的建构过程。”[3]就艺术而言,文学本身就是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追求。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风格都擅长赢得比赛,很难对它们进行同等的评判。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例如,在“十七年文学”评价等文学评价场合中使用最广泛的“现代性”概念,其实内涵非常丰富,甚至有一些内在的自相矛盾,以致有人提出了“流动现代性”和“消极现代性”的观点。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概念本身是丰富多样的,只有从开放而不是僵化的角度来看待它,从变革而不是固定的角度来看待它,它才能得到合理的应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必要的基本标准,特别是要承认文学和文学经典建设标准的存在。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尤其是优秀的文学,绝对有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和标准。如果文学标准是完全相对的,那么文学就很难区分好坏,甚至文学也可能无关紧要。这是对文学存在的极大伤害,也是对文学自身特征和价值原则的自我抛弃。由于空间的限制,这里当然不可能详细讨论文学和文学经典建设的具体标准,但它们绝对存在于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只有在这些标准之上,才能在国家、时代、文化和个人层面有更大的灵活性空。其次,从现实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突出文学(经典)的基本标准。商业文化占据了当前文化的绝对优势。对金钱的绝对崇拜使得其他一切的价值只有相对意义。文学经典(包括所有精神和文化经典)也被这种相对主义亵渎和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和文学经典的绝对标准——只有文学和文学经典的标准是绝对的,文学经典的地位才能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和影响。

基于文学与文学经典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也可能更加客观公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避免标准的单一性和观点的极端性,注重文学评价的自由裁量权和尺度,更客观地看待文学评价的文学价值及其与经典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无疑具有一定的文学性,甚至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例如,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始终以五四文学为基本标准,以它为基本发展方向。但是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可以讨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五四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的艺术表现过于西化和个人化——这并不是对五四文学的严格要求。事实上,五四文学具有非凡的开拓意义,但它不能忽视它的缺陷——这极大地限制了它的社会接受度,导致它的读者一直集中在知识分子领域,未能进入广大公众,并在社会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在20世纪30年代就“文艺大众化”进行了讨论,并对五四文学的西化特征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国家形式问题”的辩论也发生了。这并不是说这些批评是绝对正确的,但它们确实指出了五四文学的一些缺陷,表达了人们对文学发展多元化的要求,特别是与传统和群众密切相关的强烈要求。

“十七年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吸引力。在政治环境的支持下,它可以在文学的民族化、生活化和大众化方面做出很多努力,特别是在文学与普通人生活的联系方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并不是说“十七年文学”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成功的,它的发展方向也不一样。然而,它确实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五四文学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在推动文学走向公共生活和进入普通人的视野方面。此外,它还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构成了对五四文学的张力反叛、补充和发展。就农村社会的表现而言,过去的文学基本上是对农村采取文化或政治启蒙的立场,把农村塑造成一个无知、落后或苦难和反抗的世界。然而,“十七年文学”给了乡村一种积极、愉悦、明亮的色彩。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修正,也促进了农村世界的丰富表现。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十七年文学”的巨大缺陷。最突出的表现是意识形态层面。受时代政治环境的限制,当时的作家在个人和现实批评领域表现不佳(时代没有给作家探索和空,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很难揭示时代的底层。他们最多只能在政治正确性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的探索(经常遭到批评甚至打击),更难以深入人性领域,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深刻而超然的思考。包括艺术,“十七年文学”

它具有突出的个性特征,但也隐藏了向其他方向探索和深入探索的可能性,导致其过于现实、简单、单一,没有创造丰富复杂的文学阐释空的缺陷,在精致、复杂、深刻方面有明显的缺陷——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十七年文学”的文学价值不可忽视,但还没有达到文学经典的高度(有些作品可能非常接近经典,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达到),文学经典很难得到称赞。

二、文学经典建设中的外部因素

在“十七年文学”评价的争论中,除了文学性的争论之外,还涉及到文学以外的许多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十七年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学评价的角度。“十七年”是一个政治环境严峻的时期。许多人质疑它的各种现实主义政策,它的文学也受到更现实的政治约束,这与它密切相关。因此,“十七年文学”的许多批评家自然而然地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作品所关联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甚至完全等同于它们,并将文学价值与现实政治价值直接联系起来。这样,政治评价自然渗透到文学评价中。同样,其他批评家肯定他们的观点也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例如,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文学”概念清楚地将文学与时代政治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些说明文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肯定是肯定这一时期文学价值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行为和评价者本身也反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红色经典”和“社会主义文学”等概念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经典是“红色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这当然包含着鲜明的政治因素。然而,近年来,这些作品改编所引发的争议和政治干预显然蕴含着一定的政治内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在“十七年文学”的批评者中,民族主义、左翼思想等色彩依稀可见,而在其批评者中,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却有所遏制。

其次,是接受文学和社会的影响因素。这也反映在对“十七年文学”的正面和负面评价上。从积极评价者的角度来看,许多人高度赞扬“十七年文学”,认为它是“红色经典”。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毫无疑问,在新文学术史上,“十七年文学”是广大公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读者获得最佳接受效果的时期,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客观地说,它对中国农村群众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农村青年的精神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们走出传统走向现代化。《李双双传》、《李三湾》、《青年之歌》、《红岩》等作品确实家喻户晓,在当时的社会中也很有名,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巨大的影响使这些作品具有文学经典的属性,所以它们被称为“红色经典”。然而,对这一观点持批评意见的学者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十七年文学”与时代政治联系太紧密,受政治影响太大,甚至沦为为政治现实服务。虽然他们有社会影响力,但他们在解放人们的精神方面并不积极,相反,他们灌输的是对政治的服从,对精神的无知,以及用时代的政治来禁锢人们的思想。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经典,像所有文化产品一样,从来不是被认为或声称是最好的作品的简单选择;更具体地说,特定语言产品的制度化似乎最能传达和维持主导的社会秩序。”[4](第276页)在文学经典建设中,文学以外的许多因素在文学经典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出现了完全由外力驱动的引领文学经典潮流的现象。其中,政治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为政治具有促进文化宣传、教育、出版和文学史写作的力量,它可以对文学经典的产生产生强大的影响。“十七年”时期的“红旗歌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样板戏”远没有因为时间的限制而被推到古典水平,但它们已经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种趋势,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政治的巨大动力。此外,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文学接受的意义不容忽视。在中外文学史上,绝大多数经典作品被公众广泛接受,家喻户晓。一些学者在定位文学经典概念时也特别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例如,西方学者福克马(Fokma)和安特·布斯(Ant Booth)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有很大价值的名著,用于教育,并作为文学批评的参照系。”[5](第36页)然而,外部因素对经典建构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非常复杂的。只有在明确歧视和全面歧视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做出客观的理解和判断。就“十七年文学”而言,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政治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我们不仅要对它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而且要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理性而深入的思考。

首先,要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必须对大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文学创作进行必要的区分。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压制和对文学独立发展的限制,当然会严重损害文学的自由独立品格。然而,我们不能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政策和具体的文学创作持有完全相同的标准。换句话说,时代政治和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差异。至于“十七年文学”,这一时期对文学确实有许多政治限制。其文学的特点和繁荣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然而,我们应该对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给予更深入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作家创作脱离时代甚至背离时代政治的作品,确实是一种要求。因为即使一个作家创作了它,他也没有机会公开发表它并成为时代文学的一部分。此外,在文学创作的“十七年”中,很少有作品真正失去了文学底线,完全成为政治宣传工具。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政治分歧中苦苦挣扎,并仍在努力展现生命之美和人性之美。他们的价值不应该因为现实的政治原因而被简单地忽视和轻视。

此外,文学的创作特点和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应成为评判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主题或态度不能用来决定作品的优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为非人的政治服务,如何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无论是疏远政治、增强独立性,还是贴近政治和现实,都是文学的独立选择,是作家或作品的创作特色,而不是缺陷。在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外国的聂鲁达和斯坦贝克等。,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现实密切相关。虽然上述作家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但都表明政治态度不能简单地决定他们的文学价值。在评价文学时,有必要澄清文学本身和它所代表的生活内容之间的区别。即使某一种文学肯定和赞美某一种真实的政治,后来它证明这种政治犯了错误(只要它不是反人类和反社会的),它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而且,对政治政策的历史评价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结束——事实上,一旦文学形成,它就会有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超越真实的政治。这种独立性和超越性是决定文学是否有价值并能成为经典的最基本因素。

其次,“十七年文学”的接受和影响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客观考察。我们不否认“十七年文学”的接受效果达到了新文学史上的最高点,新文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农民的生活。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成就的实现并不完全是文学本身的一个因素。它们是在现实政治等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形成的。例如,当时的社会处于各种封锁和封闭的环境下,如政治宣传的需要、文学政策的倾向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文学的公认价值,但很难把它作为文学经典建设的核心要素。从影响效果来看,它也与现代启蒙和政治宣传的双重内涵交织在一起,不能完全分离。因此,“十七年文学”的接受度和影响因素是建立在非文学主导的背景之上的,不能作为评判文学经典的重要参考指标。

最后,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我们应该始终坚持文学自身属性是首要因素的基本原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衡量;当然,我们必须记住,确定阅读材料是否是文学只能通过文学标准来进行。”[6](第237页)任何外部因素只能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起到辅助作用,而不能真正决定文学经典。例如,在政治、市场等权力因素的影响下,一定时期和地区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形成。然而,它们毕竟不是长期的。随着政治权力的丧失或变化,失去保护的文学经典光环将不复存在,它们往往会很快失去经典地位。只有文学性才能造就真正的经典,也才能保持文学经典的属性更长久甚至永恒。

其中,有必要具体讨论文学研究中的政治概念问题。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现实的精神。做一个纯粹的学究既不现实也不合理。作为一名学者,他可以既是一名现实主义批评家,又是一名道德现代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许多学者在文学研究中的政治投入,但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方法。在我看来,学者最合适的方式是根据他不同的身份说话。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在创作文化批评和现实主义批评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文化观,但在进行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研究时,应该尊重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不要以政治理念主导文学研究,不要让自己的政治色彩影响文学作品的评价,不要让政治倾向影响文学评价。这样,学者(批评家)的角色和身份就有了明确的分工,文学研究(批评)也可以在以文学为中心的语境中进行。

3.“十七年文学”对文学经典的启示

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涉及文学经典的内在联系,这反过来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我们对其他文学阶段的理解,特别是对整个中国新文学经典建构的考察,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首先,重视更纯粹的文学性。正如布鲁姆在《文学经典》中所说,文学中最深的焦虑是文学。我认为,正是这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整合了文学。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了人类干扰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和艺术中会转化为对古典的渴望,乞求存在于一个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中。《[7》(第13页)文学经典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文学本身。在讨论经典时,人们需要回到文学的角度来谈论和建构经典,把文学作为看待和评判经典的首要标准。在这个前提下,我非常同意刘翔宇的观点,文学经典被定义为“内涵的丰富性、本质的创造性、时间的飞跃空和无限的可读性”[8)——当然,有必要特别指出,这里讨论的文学性标准并不局限于许多人所理解的简单形式美。完整的文学性既包括形式内涵,也包括思想内涵,但文学意义上的思想内涵与政治哲学层面上的不同。它体现了对生活和世界的独特文学形式的独特理解、判断和表达。

多年来,中国新文学被过多的外部因素所主导,文学因素被推到边缘,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状态。这个阶段的创作和批评,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如此。“十七年文学”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长期以来没有对许多新文学作家和作品形成基本共识,但也存在着巨大的误区。特别是一旦政治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烙薄饼”现象就会立即出现。以茅盾的评价为例(当然,郭沫若评价中的“烙薄饼”现象更加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茅盾的文学地位仅次于鲁迅和郭沫若,只表扬不批评。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研究界对他的关注迅速下降,贬义词占据主流。客观地说,对于如此短暂的中国新文学历史来说,作家改变他们的褒贬是正常的,但任何改变都需要原因,尤其是文学原因,而不仅仅是因为政治或文化环境的变化。否则,只能说公众是对的,女人是对的。绝对没有共识。

其次,新文学的文学规范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这与前一点密切相关。由于政治等因素的长期影响,新文学的规范尚未真正确立。换句话说,在当前新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文学规范相当混乱。这并不是对以前文学研究的完全否定。经过作家和研究者的努力,新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标准。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标准并没有真正科学地建立和完善。首先,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施加了很大的限制。后来,政治条件略有松动,但政治影响仍然存在。政治与非政治的冲突严重影响了文学研究,也制约了文学标准的建构。其次,近年来,相对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盛行,个人偏见和党派偏见更为普遍,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兴起后,这种情况加剧了。第三,文学规范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需要研究者和创作者不断地维护和构建。

最典型的表现是对现代文学的文学形式(白话文体)的研究非常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对思想(包括文学和艺术思想)的绝对主导,形式规范和探索被认为是错误和误导的,导致新文学形式规范多年滞后。近年来,文化批评在文学理论中处于领先地位,文学形式的研究被严重边缘化。我们看到,当前的文学理论充斥着空洞的空理论话语,对新文学文本形式的实践研究很少。这是我们在学科建设中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结果是,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严重缺乏可遵循的基本文学标准,难以建立公认的文学规范。典型的表现如诗歌领域,由各种诗歌观念引起的审美差异是极其巨大的,如所谓的“口语诗”和“知性写作”,它们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就是说,甚至没有建立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在各种评论、选集和理论中,都出现了自言自语和偏见,这是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混乱。客观地说,诗歌在评判上更具个人色彩,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风格,必须有最基本的规范和标准,否则很难说这种风格的发展是成熟的。除了诗歌,散文和小说基本相似。如什么是散文,优秀散文的标准,如何界定现实主义文体与小说的关系等。,有许多模糊之处。

第三,我们应该更广泛地理解文学经典的含义,特别是非文学经典的价值。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毫无疑问,一个人必须追求经典。写作是为了永恒还是为了时代?我相信大多数作家会瞄准前者。这个选择没有错。然而,从文学和文学史评价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意义不应该完全局限于经典。古典文学具有巨大的价值,代表了那个时期文学乃至文化的最高成就。然而,非经典文学作品,或者不具备文学经典品质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失去它们的价值和意义。

一些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一个写得太符合自己时代和环境的人,一旦事情发生变化,往往就不会再引起太多的兴趣。但另一方面,席勒也是对的:“一个忠于自己时间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获得永生。”“[9”(第229页)的确,只有那些与时代关系密切、根深蒂固的作家才能成为经典。此外,更重要的是,局限于为时代写作而不具有超越意义的作家的作品空可能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或者他们可能永远达不到文学经典的高度,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存在的价值。就文学功能而言,文学是时代的第一。文学的基本意义是为当代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实现其作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或者为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代言和表达他们的心声。

正如文学一旦进入社会,其意义就超越了作家本身,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学与现实社会的相关性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也应该得到肯定。这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尤其重要。因为文学史可能对永恒负有更多的责任,但文学批评是责无旁贷的,需要更多地关注其实践价值。因此,非经典文学作品应该得到更合理、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此外,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正如契诃夫曾经说过的,“大狗叫,小狗叫”,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成为经典作家和创作经典作品的素质和天赋,但这些非文学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绝对是有意义的文学追求。在任何文学时代,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文学经典形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应充分尊重它们。

参考:

[1][美]王顺珠。文学经典与民族认同[。陶东风主编童庆冰。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文学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4,(3)。

[3]童庆冰。《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3)。

[4][美国]于宝林。中国早期文学选本经典的定位[。由勒戴云和陈珏编辑。北美十年中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品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荷兰]福克马,蚂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英语]艾略特。宗教和文学[。艾略特文学随笔[。Trans。李富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7][美国]布鲁姆。西方佳能[公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刘翔宇。经典、经典与经典之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2)。

[9][俄国]鲁纳查斯基。俄罗斯古典作家[。由江璐和郭沈嘉翻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